这是发表于《环境绿皮书·2006年：中国环境的转型与博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7）的一篇文章中关于西线调水内容的摘录。原文题目是《大型工程对环境的影响——主要以南水北调西线、大西线、长江三峡等重要工程为例》。
中国不时有诸如“炸开喜马拉雅山”、“朔天运河（即大西线）”、“引渤海水入疆”这样的惊天宏论出台。最近又有被称为“新大西线”的“藏水入疆”的方案泛起，它实际上是原来的大西线调水的一个翻版。它们对于有“改天换地”的情怀，喜好大工程、大跃进的国人，无疑是一剂剂春药。这篇旧文，可以帮助理解为什么这些构想是痴人说梦。
有意思的是，原水利部长汪恕诚，以及当年力主三峡工程上马的水利专家潘家铮、钱正英，都对这类“大西线工程”毫无保留地加以反对。
水利专家潘家铮：“我们以往总是强调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吃了不少亏，欠下不少债。现在应该认识到对自然的索取和改造不是无限制的，要学会适应自然，与自然协调共处，从雅鲁藏布江调水到新疆之类的事，还是和在喜马拉雅山上开个缺口、把印度洋暖流引进西北一样，先作为科幻小说为好，对它的评价是一副对联：‘画饼充饥’、‘信口开河’；横批是‘痴人说梦’”。
水利专家钱正瑛：各种大西线方案，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没有现实的技术可行性。
原水利部部长汪恕诚：“（大西线方案）不需要、不可行、不科学”。
1 关于南水北调西线工程与大西线调水的相关事件与背景
1.1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
南水北调在东、中线工程已陆续开工（注：目前已经完成）的情况下，还未上马的西线工程成了近年来争论的一个焦点。尽管东、中线工程也有许多技术问题和困难，例如：东线输水沿线水污染极其严重，治污的成本十分高昂；中线水源不足，丹江口水库加高后仅能实现调水97亿立方米，与计划中的140亿立方米相差甚远。移民数量多，安置压力很大。输水沿线缺乏调蓄水库、且为文物密集区和强震活动区，对文物古迹的破坏以及地质灾害的风险均很大。但是东、中线的困难程度仍远不能与西线相比。西线工程处于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高山区，寒冷、缺氧、交通不便，地质条件复杂、输水区河床比受水区河床低80米至500米，地质灾害活动强烈、生态环境极其脆弱，而且为特殊的宗教文化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
按现有规划，为解决自流输水的问题，西线工程需要在通天河－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干流及多条支流上，建起一系列大坝，多数坝高都在150米以上，最大坝高达292米，以提高水位，并通过穿越一系列分水岭的深埋长隧道来解决输水，最长的隧洞可达164千米。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在20世纪80至90年代完成了超前期规划和总体规划纲要， 2001年5月，水利部主持审查通过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规划纲要及第一期工程规划。但这些过程和结果不仅不为社会公众所知，甚至也不为除水利部相关部门以外的业界专家以及调水区（如四川省）的相关政府部门所知。尽管国务院尚未正式批准西线工程，但媒体却在2004年报道了西线工程将于2010年开工的消息，这引发了广泛的质疑和担心。
2006年5月，《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主编是经济学家林凌教授、地质学家刘宝珺院士，这本文集的作者主要是四川的一批地质、工程、水电、生态、经济以及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专家。文集主要从地质环境与生态环境的风险、经济可行性、对藏区社会文化的影响以及工程的决策体制等方面，表达了对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质疑和担忧。而此书的形成应追溯到两年前，从媒体上得知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要在2010年开工的消息后，四川的一批专家出于对此项重大工程及其影响的关注，由四川省的老科协和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在2004年6月组织了一次研讨会，这次会议的论文及讨论发言，便形成了《备忘录》的基础内容。
虽然自南水北调工程提出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南水北调工程一直有不少批评和质疑的意见，但这些声音一般都难见于公开的主流媒体。《备忘录》作为公开出版物，较为集中地反映了来自反方的呼声，自然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2006年8月在成都举行了《备忘录》的首发式及座谈会后，《华西都市报》、《南风窗》、《21世纪经济报道》、《新民周刊》、四川新闻网、人民网、东方网等许多媒体都作了专访或评论。四川新闻网一篇“南水北调抽血四川，保卫长江保卫水源”的呼吁，引来了数万次的点击和大量网民的跟贴。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鲁家果，于2004年8月、2006年初两次上书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认为西线工程的可行性、有效性和经济合理性都存在重大问题，工程需从长计议，不宜仓促上马，建议西线工程暂缓。
值得注意的是，以《备忘录》和鲁家果的上书为代表的意见，受到国家主管行政部门的重视与回应。据水利部有关人士透露，原定于2004年完成的西线项目建议书将推后到今年或更晚的时间完成，之后还要通过可行性研究，才能最终确定西线能否开工。另一种据称可以取代西线的调水方案——从三峡上游附近小江调水的方案也在探讨中。
1.2 大西线工程（朔天运河方案）
南水北调的设想提出后，各方面提出来的调水工程方案不下百种，除了进入南水北调总体规划的东、中、西三线方案之外，被谈论得最多的就是大西线工程方案。大西线与现行南水北调三线规划的主要不同点在于：大西线的调水水源不限于长江流域，而是包括了长江流域以西的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由于大西线所涉及的技术问题更加不确定，因此目前主要还是一种设想。
“大西线”一词最早见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对郭开等人的朔天运河方案的称呼（如1998年《当代思潮》的《南水北调的宏伟构想——访水利专家郭开》一文）。但如果从大西线调水区无非是超出长江流域这一角度来看，那么有关大西线调水的设想和研究至少可以上溯至20世纪50年代，而且它也包括了许多不同的方案：①黄河水利委员会提出的从怒江、澜沧江引水的南水北调西线的后续水源工程；②长江水利委员会提出的怒江至大渡河的联合调水方案；③黄万里的“西线北调江水路线”，即在雅鲁藏布江大拐弯顶点处引水至黄河；④青海99课题组的自雅鲁藏布江引水至黄河的“南水北调工程99方案”；⑤陈传友的藏水北调方案，在雅鲁藏布江大拐弯、黄河阿尼玛卿大拐弯处截弯取直，建超大型水电站，利用电能抽水调水；⑥郭开的朔天运河方案，最初的设想是从山西朔州的万家寨穿黑驼山经桑干河水系将黄河水引至天津。后来演变为从地处西藏桑日的雅鲁藏布江的朔玛滩引水入黄河。等等。
南水北调的大西线方案，一直以来主要是在专业部门和政府领导层中进行研讨。但一本由李伶编著、中国长安出版社于2005年11月初版、2006年4月再版的长篇报告文学《西藏之水救中国》，却让以郭开的朔天运河为代表的大西线方案更多地进入了公众的视野，并引发了对大西线工程利弊影响的广泛争论。尤其是2006年下半年，由于国内外许多媒体的大量报道，此方案受到社会公众和舆论前所未有的关注。
大西线方案（以下讨论的即指郭开的朔天运河方案）从工程的基本构想来说，实际上是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延伸或扩展，它们都是通过在河流上筑坝，雍高水位，然后开凿隧道穿越不同河流之间的分水岭，借助水位落差引水入黄河。大西线工程由通天河经雅砻江、大渡河至黄河支流贾曲入黄河的那一段调水线路，与现在规划的西线工程差别不大，只不过大西线工程还要在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上筑坝，并打通雅鲁藏布、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之间的分水岭。此外，大西线方案还有一些和西线工程的不同之处：一是在需要筑坝的河段实行定向爆破，搞人工塌方，堆石筑坝，堵江截流；二是北调的水经青海湖调蓄，输水柴达木、塔里木、准噶尔三大盆地以及河西走廊与阿拉善。经内蒙古的岱海调蓄，输水晋、冀、辽、京、津及蒙北草原。
大西线方案提出后，一直有赞同与反对意见的交锋。在看到大西线方案以后，1998年5月24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对中国水资源问题作出批示，他对大西线方案没有表达具体意见，而是说 “南水北调的方案，乃国家百年大计，必须从长计议、全面考虑、科学选比、周密计划。”随后，在1999年5月18日至6月22日，11位来自政府部门、院校以及地方的一些专家组成了民间性质的“大西线南水北调考察队”，对大西线的线路进行了实地考察，这是对郭开的大西线方案的第一次团队考察。这次考察后并没有正式的报告公诸于众，但在相关的一些报道中提到了对大西线方案十分乐观的看法。
几乎与上述考察同时，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的43位院士和院外近300位专家历时一年，在2000年完成了《21世纪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工程院院士钱正瑛就该项研究报告向国务院和有关部委汇报时指出，“各种大西线方案，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没有现实的技术可行性”。工程院院士潘家铮也对大西线方案给予了措词尖锐的批评，他认为，我们以往总是强调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吃了不少亏，欠下不少债。现在应该认识到对自然的索取和改造不是无限制的，要学会适应自然，与自然协调共处，从雅鲁藏布江调水到新疆之类的事，还是和在喜马拉雅山上开个缺口、把印度洋暖流引进西北一样，先作为科幻小说为好，对它的评价是一副对联：“画饼充饥”、“信口开河”；横批是“痴人说梦”。
2006年，大西线方案进入更广泛的社会公众讨论层面后，支持方与反对方的激烈争论，更是在各种媒体上达到空前的程度。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是，水利部部长汪恕诚2006年10月在香港发表的“中国水资源问题与对策”的公开演讲中，直言大西线方案是“不需要、不可行、不科学”，对大西线方案给予了完全否定的评价。
2 南水北调西线以及大西线调水对环境影响的综述与分析
2.1 对地质环境的影响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以及大西线方案的调水工程区，位于世界上地壳运动和新构造活动最强烈的青藏高原东部、东南部。广布的活动性大断裂使这里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地震活动带之一。例如西线工程跨越的四川甘孜州境内的鲜水河断裂带，据GPS监测表明，断裂两侧地块的滑移速率高达每年8毫米，主断裂的移动速率高达每年9毫米，强震沿断裂带反复出现。这些地区由于地形陡峻，加上冰雪融冻、丰沛的降水、地震频发，使地表的物质运动和地形的改变十分强烈和迅速，从而也成为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最严重的地区。大坝、水渠、隧道等调水工程的施工和运行，一方面会加剧和诱发地质灾害的发生，另一方面工程又会因地质灾害而受到严重破坏。
根据2005年7月1日郭开在香山会议上的报告《构建朔天，再造中华》来看，大西线方案对地质环境的工程制约与影响问题未有涉及。作为大西线方案一大特色的人工爆破、堆石成坝的设想，更有许多疑问。一是这种施工本身就会造成或引发严重的地质灾害，在一些特殊地区，这种施工为我国的《地质灾害防治条例》所禁止；二是自然过程中这种崩塌堆积成坝、堵水成湖的实例，在藏东川西高山峡谷区屡见不鲜，但无一例外的都会坝下渗水、水漫坝顶并至溃坝成洪。2000年，易贡藏布的一次特大山崩与高速滑坡中，瞬时堆积方量达3亿立方米，相当于11座三峡大坝的浇筑方量，形成长4.6千米，宽3千米，高60至100米的天然坝体，62天后溃坝，使最大水深62米、面积52.7 平方千米的大湖几乎一泄而空，形成40米至50米高的下泄水头，给下游造成毁灭性破坏。人工爆破能否达到类似易贡藏布特大山崩的量级是一个问题，而要使它比天然崩塌形成的大坝更结实而不至溃决，就更是一个问题。
西线工程和大西线工程，基本都未考虑在青藏高原这一特殊区域，即使工程能建成，还要面临的高风险、高成本的运营维护问题。以进入墨脱的公路为例，修通不久便被地质灾害所毁，几度修复均告失败；再以川藏线上被称为“天险”的波密至林芝路段为例，许多地段都是屡修屡毁，屡毁屡修，道路维护与灾害治理的费用已不知高出建路费用的多少倍，仍无法在灾害多发季节保证畅通。以通麦东侧的102滑坡为例，滑坡形成后的1991年至1997年的8年间，公路每年平均断道时间高达90天左右，其中600多米长的主滑坡分布地段，治理费用达5000万元，但无法根治，又提出用隧道来避开滑坡，预算费用高达1亿至2亿元。对于相当一条人造大河的西线或大西线输水工程，在地质灾害的高危区、加上通行和施工条件极其困难的高山—极高山区，要维护它的正常运行。比维护一条公路不知要困难多少倍。规模小得多的西藏一江两河水利工程，国家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建，包括提灌站数十座、引水渠数百千米，因地质灾害多发，工程边修边毁，到20世纪90年损毁殆尽，30多亿元投资报废。
2.2 对水环境的影响
最主要的影响一是输水区的坝下河谷区因减水、失水加剧干旱化、沙化和水质恶化；二是水库的水因流速减缓、自净能力降低，导致累积型污染，影响水质。
例如，川西滇东北的原始森林的水源涵养能力已由50年前的4000亿立方米，减少为目前的1000亿立方米，雅砻江干旱河谷的上限抬升了200米～400米，大渡河的年均径流量较20世纪后50年下降了14%，径流量的年内分配更加不平衡，枯期流量锐减。南水北调西线工程一旦实施，引水枢纽以下金沙江玉树至攀枝花900千米河段，雅砻江甘孜至攀枝花600千米河段，大渡河钭尔朵至石棉300千米河段，在11月至翌年5月的7个月中，径流量将分别减少36%～32%，在近坝河段甚至可能断流。这将使干旱河谷的范围进一步扩展，沙化、荒漠化、草地退化将加剧。
大西线方案最初认为年调水量可达2000亿立方米，但在郭开2005年的报告中修改为年引水1280亿立方米，保证年入黄河水量不小于1000亿立方米，减少了30%以上。即使为满足这一大大降低了的调水总量，在各取水断面取水的比例竟高达83.3%～91.5%；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在通天河、雅砻江、大渡河各取水断面的引水比例也达到64.5%～69.4%。
河流的生态需水量，主要包括防治污染、维持生态系统与生物群落、河流冲砂、河流景观及娱乐环境等的需水量，视对上述不同需求目标的满足程度，目前国内外一般认为河流的生态需水量至少应相当年平均径流量的50%～70%，也就是说河流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率不应超过30%～50%。上述的大西线方案、西线工程的取水比例均已超过生态需水量的限制，而大西线方案的取水比例更是高得离谱（参见下图）。
大西线调水方案的调水比例图
已有的事实表明，上述生态需水量的指标仍然可能偏低（或允许取水量的指标偏高）。南水北调中线第一期计划年均从丹江口水库调水约95亿米，约占汉江该断面多年平均径流量的25%。而即使在目前还未达到此比例的情况下，丹江口以下的汉江河段已因富营养化，导致水体中藻类大量繁殖，而出现“水华”现象。若要达到丹江口一期调水95亿米、二期调水130亿米的目标（调水量占该断面径流量的约30%），下游水环境恶化的现象将更为严重。因此，现在不得不又提出“引江济汉”的方案，但大自然并没有无穷尽的水资源可供这样无休止的挖肉补疮。
2.3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西线及大西线工程主要位于藏南山地、川西藏东高山深谷、青南高原宽谷等生态地理区，主要包括丘状高原以及深切割高山-极高山环境下的草原-草甸、湿地和森林生态系统，特点是多样性和脆弱性。在全球气候变暖以及人类活动的影响下，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冰川与湖泊退缩；水土流失加剧；沙化、荒漠化、草地退化的趋势明显，并使野生生物种群的生境及其生态系统受到威胁。
藏南山地以及川西北、青海南部的生态环境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更为突出，若尔盖湿地的缩减与沙化就是一个典型实例。而西线及大西线的大规模工程施工，由于地表的开挖、砂石料的采取、大量弃渣的排放，都会进一步破坏地表植被，并使地表环境、生态系统和物种生境有强烈的挠动和改变。
尤其是大西线工程要穿过的藏东南高山峡谷区，垂直自然带丰富、森林覆盖率在46%以上，是我国目前为数不多的最大的天然林区之一，生物多样性十分突出，是许多珍稀生物的栖息繁衍地，蕴藏着西藏地区60～70％的生物资源。大西线工程除了可能对植被产生严重破坏以外，还可能使许多生物种群的生境被片段化和破碎化。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规划纲要及第一期工程规划中，关于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只有极为简单的叙述，而且在科学研究程度很低、所能提供的基础数据十分缺乏的情况下，便轻易得出工程“不会对陆生生物产生不利影响”、“对水生生物的不利影响只是局部的”等结论，这和目前许多大型工程环境评估的简单化和程式化是一样的，既定的环评结论只不过是为既定的工程目标服务。
相比之下，说明大西线方案的各种材料中，基本不提工程对环境的影响，或不涉及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则更令人吃惊。对工程线路、工程设施的设想如入无物之境，没有自然保护区、天然林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或珍稀生物栖息地的任何约束。面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生态功能保护区以及列入国际湿地保护计划的若尔盖草原，郭开甚至提出，“现今泥炭国际价格很高，修大西线必过草地，要开挖出大量泥炭，是一笔可观的外汇。”提出这么一个规模巨大的工程方案，但环境意识如此淡漠，令人难以置信。
大西线方案还有一个重要之点，就是要利用青海湖作为调蓄水库，将蓄水量由800亿立方米增至3000亿立方米，由于青海湖是咸水湖，因此水利部长汪恕诚将此方案称为“荒唐”，认为淡水入湖后，将被咸化。大西线的设计者花了很大功夫，去说明湖水的矿化度将因淡水入湖很快由每升14克降到每升1克以下。且不论这是否可能，但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却没有考虑，咸水环境下的青海湖水生生态系统和生物群落，在湖水矿化度大幅度降低后，会出现什么问题？
2.4 对社会环境的影响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调水地段多位于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上游的宽缓河谷区，主要为牧区或半牧半农区，这些河谷地带是当地藏族村落、牧场、寺庙最集中的地方。当地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草场普遍过载，畜草矛盾十分突出。一系列高坝建起来后，坝上河谷区将淹没大片草场，会导致鼠害的迁移以及畜草矛盾更加突出。而且由于地处高寒草原以及特殊的文化背景与生活习俗，移民安置较内地更为困难。这是工程规划和环境影响评估中应该认真考虑的重要问题。
但现有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规划纲要及第一期工程规划，均未提及淹没损失与移民安置的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缺陷。
另外更重要的是，这些地区均为藏传佛教文化背景深厚的藏族聚居区，千百年来，藏族民众视他们居住的青藏高原为高洁神圣之地，神山圣湖已成为藏族文化的载体，对神山圣湖的崇敬和朝拜成为永久的固定仪式，禁忌对赋予神圣宗教意义的自然体和自然生物进行改变、破坏和伤害。这种宗教传统和对自然的崇敬之情，长期以来对保护高原的生态环境、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发挥了巨大作用，并创造了与高原自然生态和谐相处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与民族文化。
西线和大西线工程势必要对藏族民众视为神灵的一些山峰、湖泊、河流、森林、草原进行重大改变，开渠打洞、削山堵江、损毁植被。同时还要对一些宗教建筑、宗教设施进行拆除、搬迁、重建，这些都会宗教界人士和信教民众带来冲击。一旦激化矛盾、引发冲突，就会成为影响民族团结与国家安全的大事。
在对大西线方案的种种介绍之中，同样见不到对淹没损失、移民、文化冲突等社会环境影响的最起码的科学分析与认真评估。方案设计者如入无人之境，可以随心所欲指点江山。以大西线起点的朔马滩水库为例，在海拔3510米的位置筑90米的高坝，提高水位约80米，将淹没从泽当到曲水的雅鲁藏布江河谷地区，有专家称被淹的是西藏最富饶的地区。郭开认为第一期工程朔马滩水库按3568米运行，“没有影响”，实际上水位提高50多米，不可能没影响。郭开的方案是沿江修高3599米的防洪堤，但这相当在雅鲁藏布江河谷造一条悬河，投资巨大不说，需占多少耕地与房屋？防洪安全性如何？在原来的方案中，大西线甚至要淹没包括昌都、炉霍等一些重要城镇及一些著名寺庙，在1999年的考察中，因多数考察队员的反对，郭开才修改了原方案。
大西线方案所涉及的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均为国际河流，对国际河流的利用，存在与其它国家有关的环境影响问题。虽然现在还没有通用的关于国际河流的公约，但国际河流的利用有公认的两条原则：主权原则，即一个国家可以开发流经其领土的全部水利资源；国际合作原则，即一国的水利资源开发不应损害其它国家利益。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指出，“依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各国有按照其环境政策开发其资源的主权权利，同时亦负有责任，确保在其管辖或控制的范围内的活动，不致对其他国家的环境及本国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引起损害。”1997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重申了该项原则，强调了发展特别是共同发展的重要性。
如果因河流调水，而影响到下游原河道的最低生态用水；或是因上游调水工程的事故造成下游的洪灾及其它灾害事件；或者河道阻断影响到洄游性鱼类的生存，都可能引起国际纠纷和冲突。
上文提到的2000年易贡藏布特大山崩事件，我国政府就曾将易贡湖的水情及时通报给下游的印度、孟加拉国，但由于洪水规模超乎寻常，仍然在下游造成较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
我国澜沧江上以小湾、糯扎渡为核心的2库8级开发，以及拟议中的怒江13级水电开发规划，都曾引起过下游国家的异议。
澜沧江下游的湄公河流域每年鱼类产量为100万吨，总价值超过10亿元，湄公河流域约有90%的人口从事相关农业生产，而他们80%的动物蛋白质消费来自这条河的淡水鱼。有资料显示，泰国在湄公河支流蒙河上建造的大坝由于封住了鱼类的洄游路线，就使得在建坝前蒙河所有的265种鱼类中，现仅余96种，鱼类捕获量下降了80%。
3 怎样避免大型工程对环境带来的风险与威胁
3.1 从综合效益和可持续的角度把握宏观决策
南水北调西线或大西线这样的超大型工程所产生的环境影响极为巨大，许多影响甚至难以在前期的科学论证中加以预料和确认，而且工程一旦实施，产生的后果就无法逆转，所以宏观决策的把握就尤为重要。
西线或大西线在论证中，都一再把我国北方缺水作为主要理由，但缺水和大区域调水在逻辑上和经济有效性上并无必然联系，而在部门的或强势集团的利益驱使下，大工程带来的大投资会成为主要的追求目标；或者在征服自然、改造山河的“大跃进式”非理性观念支配下，用大工程来显示自我中心意识或权力意志成为一种传统的喜好。因此缺水就必然要大区域调水，成为了一种基本的或习惯性的思路或导向。“能以综合代价最小、综合效益最大的原则解决缺水问题的最佳方案是什么”，这样一个真正的科学决策命题，变成了“大区域调水作为既定的工程目标如何解决缺水问题”，这样一个非科学决策命题。
在对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争论中，也有站在调水区的地方政府、水电开发商的利益角度，提出对西线工程的质疑，或要求足够的补偿。但更多具有独立背景的专家一再强调，西线工程是否可行，并不能仅仅从调水区四川省的损失来衡量，而是要从调水区、受水区的总效益及综合环境影响来评价，如果总效益为正，局部损失能得到有效的补偿，那么工程也是可行的。但恰恰是在整个西线工程的有效性和经济合理性上仍然存在重大疑问。
例如：一方面，不同部门作出的缺水量估算存在巨大差异，在以需定供的错误观念指导下，导致高估需水量，助长对水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又高估可调水量，西线工程计划调水170亿立方米，而据独立专家的计算，实际可调水仅100亿立方米，相差甚远。即使按目前规划的调水量计算，按工程规划也只能满足未来五十年的缺水需求。而且从技术上看，西线调水入黄河谷地，解决不了西北内陆流域的缺水。据水利部部长汪恕诚透露，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调水成本高达每方水20元，而仅是海水淡化成本就有可能在近二十年内降到每方水3元以下。如此高成本的大区域调水，将面临严峻的市场挑战。而南水北调不是福利性公益性事业，国家无法长期大量补贴。与此同时，我国单位产值的水资源消耗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节约空间巨大，节约的水资源量可满足相当一部份缺水量，且成本远低于大区域调水。
我国北方一些地区本属半湿润区，许多严重缺水的现象与生态恶化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人类不适当的活动所致或是体制性的原因。例如，包括罗布泊在内的新疆许多湖泊的干涸或萎缩，黑河流域的断流与沙漠扩展等，都是因过度农垦，大建水库、大量截水所致。天津及华北地区的缺水，也与不恰当的海河治理工程中，开挖多条人工河道让海河支流直接入海，造成水资源的分配失调有关。
3.2 尊重利益相关民众自主发展与选择的权利
大型工程都以消除贫困、促进发展为主要目标和宣传口号。但实际上大型工程带来的利益常常集中于开发商、工程承包商、地方政府手中，现行的体制以及移民政策，导致许多商业性的工程开发项目，都以国家的名义强行低价征收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损失物的测量与补偿标准的制定都由开发商与政府单方面进行，移民工作由上一级政府向下一级政府签定责任状而强制推行，工程造成的大量非自愿移民无法参予到物权处置与利益分配的决策过程中，只能被动地无选择地接受与服从。移民得不到合理的赔偿、原有生活来源丧失而又缺乏替代的生计、生活水平下降，成为较普遍的现象，从而造成严重的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与扶贫脱困的许诺南辕北辙。
对工程移民，历史上片面强调 “舍小家，顾大家”、“顾全大局，服从整体”，实际上造成对移民基本权利的不尊重与损害，一方面破坏了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础，另一方面，违背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平、公正的利益博弈原则，给强势集团侵占公共利益或弱势群体利益提供了口实。
象南水北调西线、大西线这样地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大型工程来说，尊重当地民众的文化传统与文化遗产，保护民族与社区文化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结构，是更值得重视的问题。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错误观念、习惯性思维应予纠正。例如，抱着少数民族愚昧落后的偏见，以“救世主”的心态去妄加改造，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与环境为可以任意“平调”与“征用”的对象。把藐视自然、漠视民众权利的无知与狂妄误认为是先进文明和先进文化。
3.3 放弃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错误观念
大西线方案声称要再造一个中国，形成沟通我国西南、西北、华北、东北的大水网，实现自由调配，改造沙漠成十数亿亩良田。但是从方案的科学基础以及设计者、支持者对自然的基本认识观念来看，这不过是又回到大跃进年代 “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老路上去了。
自然生态系统的形成，本来是在资源一定的前提下，按照“以供定需”的自然法则，形成的不同群落、不同类型的组合。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新疆依靠特定的天然降水和冰雪融水量，形成绿洲、荒漠、戈壁、沙漠的生态系统与环境组合。当人们无休止地通过侵占天然绿洲和部分荒漠来扩展人工绿洲时，就过度消耗了有限的水资源和天然植被的生存空间，而当天然绿洲和荒漠的生态系统遭到破坏时，人工绿洲也将不保。所以按照“以需定供”的错误观念，认为可以象区域大调水那样任意调配自然资源、任意改变自然环境的工程思路，不仅事与愿违，最后还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3.4 实现真正的科学论证与评估
在计划经济的模式下以及一元化的政治体制下，大型工程的决策取决于政治领袖的既定目标，以及具有巨大相关利益的强势团体的权力与资本话语。在目标既定的前提下，进行的“科学论证”，只能对既定目标下的不同方案进行比较与选择，对环境影响的评估，无一例外都会得出“无重大制约因素”、“不利影响在采取相应措施后可得到缓解与控制”的结论。然而，这也必然给工程的环境影响问题埋下巨大隐患。
在对大西线方案的争论中，互联网上有讨论者作过这样的评论：“应该承认，‘朔天大运河’是一个富有‘激情’的设想。在一个决策机制科学有效的社会里面，无论这个设想本身是否科学，他的提出都是一件好事情——至少丰富了决策者的思维。然而，在一个权力几乎不受制约的决策机制下，决策者的失误同样是不受制约的。越是激情大胆的设想，越是容易引起决策者们头脑发热。一旦付诸实施，其巨大的风险就要由几代甚至几十代普通百姓来承担。这样的先例，好像离我们并不远，也并不少。”
大西线方案到目前为止并未提出一个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考察与研究报告，而一本推想多于实证，文学而非科学的《西藏之水救中国》，竟会让不少人认为它已具有了一种现实可行性，这种现象颇值得深思。
主要参考资料
潘家铮，浅谈北方缺水与南水北调，中国水网，2001年6月14日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规划纲要及第一期工程规划，2001
王小民，湄公河水电开发对环境的影响，东南亚研究，2001年第3期
屠晓峰，南水北调西线一期工程调水河流生态环境用水阈值的讨论，黄河规划设计，2004
林凌、刘宝珺主编，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备忘录，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李伶，西藏之水救中国，中国长安出版社，2006
杨传敏，民间上书推迟南水北调西线计划工程前景难测，南方都市报，2006年1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