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总理李鹏就三峡工程说了这样一句话: “把钱集中起来办几件大事，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谁都知道，他所指的“大事”中最重要的一件，就是三峡工程。

这样的话，我们实在已经听了40多年——毛泽东说的其实比他还要具体。1957年，在研究社会主义国家钱该怎么花的会上，毛注意到一味将钱集中在中央“搞大工程”，是有碍于民生的。而民生问题，建政多年还不见成效，是要引发政治反抗的。他说的是: “这笔钱不分，可能原子能搞起来了，可能三门峡也有了，但是，也可能来一个匈牙利事件。”

结果，正如我们现在所了解的那样，在邓小平的改革以前，“新”中国的钱没有用在轻工业、农业、文化教育等与普通百姓日常生活有关的地方，我们有了原子弹、有了三门峡工程、有了电子对撞机……然而，几十年下来，中国的教育程度在全世界排名已到最末几位，人均收入要到世纪末才达到同为中国人的台湾20年前的水准。这还不要说三门峡工程，在淹没了□□万亩中国北方最肥沃的良田之后，将下游水患移到了上游，开工40年到今天还没有完工——还在坝底掏洞，力图使“河流恢复到没有建坝以前的状态”。本来居住在坝区的40万原本中国最富裕的农民，30多年来流离失所、数度迁移，时至今日，就算有15万人已迁回由水库淤积而成的、就地理位置看是他们原来的家园，却依旧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

三峡工程目前正在日夜赶工，以迎接明年的所谓“双喜”——香港回归、长江截流。我不怀疑这一目标可以达到，我甚至愿意相信到了2013年，这全世界最大的水电工程会如设计者所预想的，给出电力。但以后呢, 10年之后? 20年之后? 30年之后? 中国第一大江长江上的三峡工程会不会如第二大江黄河上的三门峡工程一样: 上游大城因库尾淤积而告急; 百万移民不停“闹事”; 发电机组事故频乃; 外加闸门故障碍航1和下几代中国人被贷款利息压得翻不得身? 

建坝者的许诺与革命家的许诺有太多相似之处。本世纪初，中国优秀的理想主义者，包括我的父母，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给出的许诺而英勇献身，结果是，一旦政权到手，专制、无能与贪婪畅行，不但毁掉了几代中国人本应享有的基本生活，也糟践了本应在战后得到恢复与呵护的大片山河。建坝者的许诺同样美丽: 电力、交通、清澈的河水、完美的新家园……一旦合同到手，各级主管人赚足了钞票、得到了提升，再没有人对后来发生的一切负责。中国因建坝、垮坝所造成的泥沙淤塞、水土流失、土地盐碱化，外加数十万人死亡、上千万人贫困无依，40年过去，没听说一名主管官员受到追究。

我不过是中国一名普通的记者。我所抗争的领域是争取思想和言论自由。我没有赶上关于原子弹和三门峡工程的讨论，那时我还在读初中，但我赶上了三峡工程。如果中国的科学家、工程师和社会科学学者们有言论自由，如果中国的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能够正常运作，如果我的处于科学和工程领域以及靶址四川湖北的同行们得以在自己的岗位上据理力争，我2本不必卷入三峡工程。但在今日中国，没有足够多的人愿意拿以自己的前程和安全冒险来讲真话，更况且讲过之后也未必奏效。而“六·四”之后，这不愿讲已变成根本不许讲——我们的书被查封，与这本书有关的采访者与被采访者受到清查和惩处，作为组织者的我则被送进监狱。逮捕的理由是“涉嫌动乱”，但谁都知道，这不过是一个表面说词。如今，三峡工程正借将反声音封锁而“胜利地推进”，但这声音不会永远窒息——当这以部门利益为出发点的灾难工程最终得到大自然的报应的时候。

人类已经快要走完20世纪而进入21世纪。如果说前一段的主流是以科学与工业的成就不加抑制地满足自己的欲望，从而面临环境破坏、资源枯竭的话，后一段正是要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检讨与补救。我们没有赶上这一步伐：有着数千年文明的中国人在近代再度悲惨地落人之后——前一次是工业革命，这一次是对工业革命的哲学反思。

三峡工程的推进者在20世纪90年代干着美国和别的国家在30、40年代都不大敢如此盲目而冲动地干着的事情——在一条多泥沙的、人口密集的、有着丰富文化蕴藏的、承担着航运重任的大河上建造据称会使中国人傲然于世的大坝。麇集在这块肥肉周围的，是一大邦对自己已有的富足仍不满足的发达国家的大公司——这里边没有美国人，因为美国政府已宣布不再筑坝：不再毁坏自己的河流，也不为钱而去毁掉别家的河流。生活在这块广阔富足的土地上的人知道：地球是一个整体，共同生活在上面的人类须互相扶助。

                                                    戴晴 Dai Qing

                                               1996年11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