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事情，最终由谁说了算呢？

1946年，为换取美国政府支援，独裁的国民党曾同意与民间协商，这就是1946年的第一届也即“老”政治协商会议。4年后，毛泽东以武力夺得大陆的同时，也接下了以执政党而主持“政治协商”的旗号，这就是1949年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当时为争取就重大国事发言和国民党决裂而投入共产党怀抱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们真是满怀期待啊，经济学家马寅初就径直跑到毛泽东面前，推心置腹地说：“主席，中国的人口不能超过五亿呀！”毛笑嘻嘻反问道：“一个也不能多么？”周围的人哄笑——没有人从中察觉这志得意满强人，会在以后的十多年里，怎么残酷地从上到下、从党内到党外，压制、剥夺所有的建议与批评。

这局面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终结。

1980年代中期，在“改革开放”的鼓舞下，一批当年“民主个人主义者”营养不足的精神后裔，感觉到了邓小平给民间让出来的有限言论空间，开始小心翼翼地在不触犯共产党“四个坚持”的软性领域，发表自己仅限于工程技术范围内的见解。对三峡工程的不同意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发出。平心而论，对长江干流上的这个举世注目的大工程，主上者争的是民族的与信仰的荣耀（“社会主义的中国可以做别人从来没有做过的壮举”），一往情深地圆被毛泽东的胡闹搅乱了的苏式大计划经济的梦；反对者的着力点则在工程将面临的具体困难：环境、泥沙、移民、文物。没有人提到当时已经成为觉醒标志的对河流的呵护；也没有人意识到下个世纪成为人类关注焦点的对水的争夺,而看到在政治的重压下，就重大问题发表独立的见解，实际上是中国进入民主社会的开端，更属凤毛麟角。一些三峡工程反对派为表示自己也是有理想、有作为的，明确提出“开发大西南”来表示大家对强国的共识。他们认为在山高谷深、河水清澈的大西南，土地淹没与人口搬迁，与巨大的水电效益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他们是三峡工程这一具体工程的反对派，不是环境保护主义者。

到了邓小平时代特别是其后期，包揽工程赚大钱，工程越大钱越多，已经成为游窜于中国上上下下的主调。他们的胃口大得很呀——在已经干涸的黄河上筑坝、走出国门包工程（马来西亚）、南水北调抢先开工……连在喜马拉雅山用原子弹的方案都提出来了。

在澜沧江筑坝，和那些工程一样，是邓后中国思想与行为模式的反映：毛泽东强国与大计划的阴霾还没有散尽，“过阔日子”的欲望陡然上升。在三峡工程反对派思想资源和社会支持如此贫乏的今天，在南水北调种这类荒谬绝伦的举措都不见任何抗争，忙着捞钱和搞笑的人会管什么澜沧江筑坝？从没人敢管、没人能管、到没人愿意管，中国的资源环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耗费破坏。至于这破坏将伸延到邻国——提出这见解都会被看作“有病”。

以犬儒对付强权，是大多数中国人为自己作的上上选择。而“爱国”，更是他们最常使用的尖矛与铠甲。在我们这里，几乎没有人知道获1953年诺贝尔化学奖的赫曼·斯陶丁格。至于他“坚决反对（自己）德国国内的民族倾向，反复重申他永远也不会为支援祖国而拿起武器”，在中国若不被看作叛徒已经很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