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人物
王维洛专访：三峡工程“民主决策”的错误
发布时间：2010-09-16 06:19:00
坐落湖北宜昌市三斗坪的长江三峡大坝，经过11年半的施工，5月20日上午10点正式竣工。
当年就三峡工程是否上马，国内和国际上曾经有过激烈争议，最后1992年人大投票通过决定建设三峡大坝。
三峡大坝完工之际，记者走访了现居德国的国土规划专家王维洛博士。他毕业于南京大学城乡规划专业，曾亲自参加三峡地区规划多年，八十年代中期到德国继续空间规划领域的深造，获得工程硕士和工程博士学位。后在德国多特蒙德大学长期从事空间规划和工程评估教学。
王维洛对三峡工程尤为关注，在国际媒体上发表多篇相关评论文章，并在长江三峡工程官方决策出台后出版专著“福兮祸兮——三峡工程的再评价”。
王维洛从工程师的角度出发，认为三峡工程中有许多不可解决的矛盾，最后决定三峡工程的上马完全是一个中共的政治决策，工程论证是一个不民主并违背科学原则的决策过程，三峡的建成将带来一系列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问题，最终的出路将是放弃。以下文字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要为重庆“准备后事”
三峡工程的最大问题是淹没。因为水库里的水不是一般人想像的平面，而是一个斜面，水从高处向低流，如果是平面，就不会流了。当然，这个斜面是人的肉眼发现不了的。1992年，毛泽东前秘书李锐听说中共中央决定建设三峡大坝，给中共领导人写过一封信，就建议中国政府现在就要为重庆“安排后事”。
如果三峡水库水面是平的，泥沙进入水库就全部会沉积下来，若干年后，水库就会被泥沙淤满。因此对三峡工程论证中的“泥沙组”而言，水库必须要有坡度。经过计算，泥沙组认为三峡水库未来的水力坡度是自然状况下的三分之一，即万分之零点七，也就是说100公里的长度有7米的高度差，三峡库区的长度是600多公里，那库尾和坝址就有40多米的高差。
重庆朝天门码头的最后一级台阶为海拔200米，重庆火车站的钢轨为海拔196米，重庆还有部份地区在海拔185米至200米之间。如果三峡工程发挥了所谓的“防洪效益”，三峡坝址处蓄水至175米，重庆的水位高度将超过海拔217米，这就意味着，重庆火车站，所有进出重庆的火车线，进出重庆的高速公路，以及重庆码头都将被淹没。三峡库区的许多城镇，包括新建的移民城镇、道路、桥梁也将被淹没。这就是李锐所指的，要为重庆“准备后事”。
水面是平的还是斜的
在三峡工程论证中，“移民组”提出了一个三峡移民淹没红线。因为三峡的正常蓄水位是海拔175米，于是就在三峡地区175米等高线处画了一个封闭的圆，认为红线以下就是三峡水库的淹没地区。很多人都通过电视看到，在三峡的整个库区中都用红线把175米标示出来了。所有人都认为，住在175米以上的人不需要搬迁，住在175米以下的人属于三峡移民，必须搬迁。画这根红线的前提就是未来水库的水面是平的。
那么大坝建成后如果像重庆这样红线以上的地区被淹，谁将为此负责？
水往低处流是自然规律，如果水不流动，三峡工程就不能发电了，如果需要水流动，就一定要有水力坡度。毛泽东说“高峡出平湖”，他是在写诗，可以不负任何责任，他连小学数学都不及格，怎么能要求他理解水力坡度的问题。
但是，中国从中央到地方这么多精明的官员，还有这么多科学家，都知道水从高处流向低处。为什么会犯这样一个错误？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德国人在检讨“二战”的错误时承认，他们错选了一个独裁者——希特勒作他们的元首，因此他们要承担这个责任。中共政府犯这样一个错误，唯一的可能就是，提出这个理论的人是一个独裁者，而其他人不敢指出他的错误。
这个错误的理论正是李鹏提出的，李鹏在他的三峡工程日记里写，“三峡水位180米，重庆水位180米。”他还专门带着队伍进行了考证，李鹏提出三峡坝址水位是180米（后来降低到175米），重庆水位也是180米，他还在这两点之间画了一条直线。因为是李鹏这样说的，所以，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和科学家没人敢指出李鹏的错误。就如同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里，没有人敢说皇帝没有穿衣服。
自相矛盾的结论
仔细研究一下三峡工程的论证报告，报告由14个小组单独、分头论证组成，可以发现其中有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比如，移民组称，三峡水面是平的，泥沙组和航运组说，是有水力坡度的，即水面是斜的。
泥沙组称，三峡解决泥沙问题，靠的是“排洪蓄清”的措施。“排洪蓄清”的意思是，三峡大坝以下的长江堤岸十分坚实，在水中含沙量大的洪水期，利用水的力量把泥沙冲出去，在含沙量小的枯水期把水蓄积起来，用于发电和航运。可是防洪组要防洪，就是在洪水期把含沙量大的洪水蓄在水库中。防洪组称，三峡水库有221亿立方米的库容，可以把洪水蓄积起来，将下游地区的防洪标准由10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这是三峡工程的主要效益。
按照这两组不同的结论，当洪水到来时，三峡大坝究竟该拦洪削峰，还是该排沙？
三峡工程移民组是以三峡工程没有水力坡度为前提，得出一条平线的结论，而泥沙组是以三峡工程有水利坡度为前提，得出泥沙能够被冲出去的结论，两组的前提是互相矛盾的。报告送到中共中央后，前提被略去，只有结论，于是就变成了“排洪蓄清可以解决三峡的泥沙问题；防洪能解决下游的洪灾问题；移民只有113万。”
三峡工程决策错误就存在于其目标的相互矛盾中。对于这个工程，中共的干部在台上是赞成的，可是退休下台后就会反对。1984年，胡耀邦担任中共总书记时，原则同意这个工程，胡的同乡和同事——李锐因为出书反对三峡上马受到中共党纪处分，这个处分就是胡耀邦亲自给他的。胡耀邦下台后，写了一首诗给李锐，为那个处分向他道歉，同时也流露出他本人对三峡工程不赞同的意见。
本质是政治工程
三峡工程其实是一个政治工程，其决策是在1989年“六.四”后一个很特殊的环境下出台的。
1989年江泽民上台后，第一次外出视察去的就是三峡。这是他的一种表态，以此表示自己和天安门的刽子手李鹏站在一条线上。李鹏在日记中对江的这个举动表示特别的感谢。
“六.四”之后，中国民心低落，三峡工程就被选为振奋人心的工程，所以三峡也被作为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来建设。在三峡公园里可以看到三峡开发总公司为李鹏立的碑，碑上刻着李鹏的一首诗，去年李鹏专程到三峡工程去看这个碑，很满意。可以说，三峡工程是为中共的政治人物树碑立传的工程。
“世界河流网络和国际探测”组织的负责人把三峡工程称为“斯大林主义的产物”。在国际上，反对三峡工程的人很多，支持的很少，在国内正好相反。在1989年以前还能在报纸杂志上看到反对三峡工程的文章，1989年以后就没有了，看到的只是成千上万支持的文章。因为反对的文章在国内不能发表，所以中国很多人不知道，三峡工程的问题在哪里。
清华大学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教授，1957年因为反对修建黄河三门峡大坝，被毛泽东亲自点名，打成右派。数年后三门峡大坝的失败证明了他的主张是正确的。因为他敢于直言，他的论文在中国没有一个出版社敢出版，而是由其家人自己出钱印刷的。
中共政府说三峡工程是民主的，请赞成的张光斗教授参加三峡工程论证，并担任最重要角色，却把黄万里教授排除在外。实际上，他们是害怕黄先生能舌战群儒的反对声音。黄教授给中共中央领导写过三封信，陈述“三峡工程永不可建”的理由。他只要求中共领导人给他30分钟的时间，把三峡工程问题给他们讲清楚，使他们改变这一决策，然而，他连这30分钟的时间也没有得到。
三峡工程将成为中国的巨大包袱，特别是子孙后代的包袱，这是没有让黄万里教授讲30分钟话的沉重代价。
在参加三峡工程论证的412位专家当中，有9位专家没有在论证报告上签字，他们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特别是政协委员，原水利部长远规划处处长陆钦侃先生，直到1998、1999、2000年，仍然每年联络一大批中国的知名人士给中共中央写信，提出挽救三峡工程的意见。比如，他建议不要把下游的导流泄洪孔阻塞等等。然而，决策者没有听取他的建议，仍然阻塞了导流孔。
如果恐怖份子来炸坝
1958年中共中央决定建设三峡大坝的时候，国务院曾经委托张爱萍将军领导一个小组进行了研究。几年后得出结论“我们无法保证三峡大坝的安全”。1986年三峡论证的时候，这个结论却反过来了，军方转而支持三峡大坝的建设，但张爱萍将军至死保留他原有的观点。
三峡工程军事方面论证的前提是——战争是有预兆的，战争不再是一种突然袭击，而是像三国演义中描写的要先向对方叫阵。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可以用14天的时间把三峡水库的水放光，这时候有人再炸它也没有作用了，这是第一个理论。
第二个理论是，如果有人炸毁三峡大坝，我们必然用原子弹进行回击。当时的说法是，如果美国有摧毁中国几十次的能力，中国只要有摧毁美国1次的能力就够了。如果美国敢打我们，我们就用原子弹摧毁他，这个理论和朱成虎的理论差不多是一致的，就是打所谓的“极限战争”：即使我核武器的数量和威力不及你，但是只要我有摧毁你一次的能力，美国人就会害怕。
但是三峡工程论证中留下了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大坝可能成为恐怖份子袭击的目标。
如果战争有预兆的，三峡在7天之内有计划的人工放水，制造出的洪水将超过1998年。如果在洪水期，那么放水制造出的洪水将比1998年大得多。原中国军事评论家杨浪曾经说过，如果三峡大坝被炸毁的话，中国的中原地区（中国的屯兵大部份在中原地区）将被洪水淹没，中原地区的部队将全部失去战斗能力，荆江地区到武汉将全部被淹没，直接遭受洪水灾害的中国百姓将有3000万。
长江是中国的黄金水道，必须保证船只畅通，所以三峡大坝建有一个两线五级船闸，在原计划中还有一个升船机，至今还未建成，升船机的安全性比船闸还要差。船闸就是两道门，堵住了后边221亿立方米的水，如果恐怖份子破坏了这两座门，其结果就会像中央电视台记者作现场报导时所说的，洪水将“一泻千里”。
后来补做了恐怖份子袭击三峡安全的论证。如果恐怖份子劫了船只，撞向船闸，后果将更加严重。现在三峡大坝上游停着炮舰，万一恐怖份子劫了船，可以用炮舰把船击沉。
三峡工程何去何从
三峡工程的淹没问题是没法解决的。李锐说，为重庆准备后事。陆钦侃提出，降低三峡的蓄水位，放弃防洪和发电的目标，以挽救三峡工程。未来的决策者必然要从他们两者中作一个选择，然而，无论怎样选择，损失都是很大的，最后都要百姓买单。
到今年5月底，三峡右岸大坝就要建成了，届时，三峡的蓄水位将蓄高到156米，之后，还要继续安装发电机。现在，三峡工程就已经暴露出了很多问题，除了淹没问题，还限制了长江的航运，为此交通部叫苦连天。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去剪彩时，他坐的船用了不到三个小时就通过了，他觉得还不错，然而普通百姓等船通过船闸，需要7个小时。
大诗人李白有名句“千里江陵一日还”，唐朝的古人乘木船，从奉节至江陵，只需要1天时间，而今乘现代化的轮船过三峡船闸却需要7个小时，用1天时间还到不了江陵。
通过三峡大坝的一部份的货运需要机械翻坝，就是在坝下把船上的货卸下来，通过机械和车辆装运到在坝上等待的船上；同时也把坝上船的货卸下来，通过机械和车辆装运到在坝下等待的船只上，这岂不是部份中断了长江航运？
还有三峡水质变坏的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投资了了400亿人民币，水质还是向变坏方向发展。张光斗教授说，治理三峡水库水污染需要花费3000亿人民币，而对比官方公布的三峡工程造价只有2000亿人民币，工程的经济性何在？
但是按照中国GDP的计算方法，仅三峡工程和三峡水库水质治理拉动国民经济发展超过5000亿人民币。三峡水库水质变坏，三峡库区各县市现在都另辟水源，都不准备用三峡水库作为饮用水源，损失何其大。
更严重的是因三峡迁移的100多万百姓的生活问题。其中除了很小一部份，生活确实有所提高，剩下的绝大多数是受害者。农村移民失去了土地，基本只能进城打工，从2003年万州搬运工人暴动中，可以看到三峡工程移民的影子。三峡工程造成三峡地区20万职工“下岗”，只能依靠平均每人每月140元到170元的最低保障金度日。
中国当今的绝对贫困人口有一半以上都是因为水库建设造成的，水库移民政策对移民的生活打击非常大，那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背井离乡，也让人失去了上进心。而且这些三峡移民处于被严密控制之中，他们没法去北京告状，甚至去武汉和重庆告状也不可以。如果这些移民对外国记者说了什么不满的话，就会被冠以“泄漏国家机密”的罪名。
中国社会科学院做了一个叫做“三峡工程和人权”课题，原计划在2005年底完成，但至今仍未看到整个报告。不过这个报告中透露出来的部份内容，把建设三峡工程作为最基本人权解释，称三峡工程本身就是人权，三峡移民有饭吃就是基本人权。
中共对的三峡工程的补救措施，永远只是补救，然而，它永不言错。如果想改正错误，首先必须允许别人指出错误。
它是如何补救的？三峡工程论证报告中说，三峡工程的滑坡、岩塌只有150处。事实上，随着三峡水库的蓄水位上升，三峡地区的滑坡、岩塌有1500多处，随着水位的继续上升，这个问题会更严重。中共政府先拿出40亿，如今再拿出80亿，将来还要拿出更多的资金，来治理滑坡和岩塌，然而这笔钱却没有算在三峡工程中。他们要通过这些措施，使大家不去关注这个错误的决策。
如果问真正的补救方法，在我看来，没有补救的办法，对于三峡工程，将来唯一的结果只能放弃，三峡工程不能实现预期的功能，只能向废物一样矗立在那里，直至被炸掉。在黄河三门峡工程已经犯过错误，现在在三峡工程上又犯了错误。
三门峡工程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泥沙会淤积在水库中”，三峡工程是“不知道水是从高处向低处流”。这些都是一些常识问题。为什么会在常识问题上犯错误？
三峡工程被中共称为民主科学的决策，因为它经过人大代表举手，412位专家参加论证，然而这个所谓“民主科学”的决策却导致了这么大的错误。纵观历史和现实，三峡工程决策根本不是一个民主科学的决策，只是又一个专制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