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位颇具分量的三峡工程反对者被时间带走了。2011年4月11日，陆钦侃先生看了这个世界最后一眼，生命由此定格在了98岁。和黄万里一样，陆钦侃也曾努力反对过三峡工程上马，但在三峡工程已然上马的情况下，他又努力争取降低损失。

我们无意讨论反对者的学术观点，但在现行体制下，基于专业与学识而敢于做少数派的人，是可敬的。正如曾任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的两院院士潘家铮所言，“反对意见是最宝贵的意见。”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也是三峡工程的最大贡献者。

 

 

人物简介

陆钦侃

生于1913年，1947年获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水利硕士学位，曾供职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1949年后一直从事水利水电规划，曾任水利电力部规划局副总工程师。1988年参加三峡工程专题论证，任防洪组顾问，是该组两位拒绝在当时论证结论上签字的专家之一。2011年4月11日于北京逝世。

 

 

冷清的告别仪式

 

 

响在他们耳边的是熟悉的歌声《longlongago》，赵薇在《情深深雨蒙蒙》中所唱的《往事难忘》的英文原曲。在这样的氛围中，来者大多面色沉静，但并没有多少悲戚，而是在沉思。林邑心想，这应该是真正的缅怀

陆先生去世的消息是从微博上传开的，4月15日上午，正在家读书的北京网友林邑突然看到了这条信息。

这一天的上午11时，八宝山竹厅，将是陆钦侃老人滞留在这个世界的最后一站。

这是林邑第一次了解陆钦侃这个人。微博上说，这是一位最具分量的三峡工程反对者，“和黄万里先生一样，陆先生也努力反对过三峡上马，但在三峡已然上马的情况下，他又努力争取降低损失”。“1988年参加三峡工程专题论证，任防洪组顾问，是该组两位拒绝在当时论证结论上签字的专家之一”。

“去八宝山一趟吧，见老人最后一面。”

这是林邑第二次走上八宝山。

上一次来，是罗京去世。林邑形容，那是一个大场面。“喧嚣的人声，攒动的人群，看到有些悲伤的表情，也看到了追星者巴巴相望的空洞目光。”

相比起来，陆钦侃先生的告别仪式，非常简单，甚至有些冷清。

4月15日，林邑走进大门，远望，没有什么名人去世的迹象。走近，才看到竹厅外有七八个身着深色衣服的人三三两两在低声交谈。屋里的人也并不是很多，大家各自坐着耐心等候或低声谈话。

“来者不过百，”来参加告别仪式的朋友并没有看到那些平常不易见到的领导。李锐本来要来的，但考虑到他年事已高，家人阻止了。

李锐曾任毛泽东秘书、原水电部副部长，是三峡工程最早的反对者之一。

来参加者告诉本报记者，来的人基本上都是亲朋好友，老同事，陆老的学生。

响在他们耳边的是熟悉的歌声《longlongago》，赵薇在《情深深雨蒙蒙》中所唱的《往事难忘》的英文原曲。在这样的氛围中，来者大多面色沉静，但并没有多少悲戚，而是在沉思。林邑心想，这应该是真正的缅怀。

让她感动的一幕是，当坐在轮椅上的陆夫人刚刚离开竹厅，一位在家人陪伴下蹒跚而来的老人上前握住了她的手，大声说，“我是陆老的学生。”陆钦侃的后辈提醒周围人，不要催促这个老人，让他慢慢走，不着急。

林邑后来知道，这位老人叫金绍绸，地理学家，也是三峡工程的反对者之一。

 

 

“反对派”里的战友

 

 

在共和国历史上，从来都不曾有这么一个规模浩大的工程。在它面前，陆钦侃和李锐两位水利专家，尽管论点并不完全相同，但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严谨的治学之风

跟几个朋友一样，从八宝山离开后，林邑记住了两则挽联。一副是来自北京一家名为“传知行”的研究机构，其上联是：“人云无法亦云 三峡关乎民生 子丑寅卯 是非有赖我公砥中流”。另一副是李锐所写：“战友钦侃千古，李锐泣挽”。

前联作者是一帮80后的年轻人，后者则是一位白发老者。

林邑很感动李锐称呼陆先生为“战友”。这帮“传知行”里的80后年轻人告诉她，在曾经漫长的三峡工程论证时期，李锐和陆先生是有一段历经数十载的“战友情”的。

李锐是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三峡工程反对者。

1950年，李锐和三峡工程支持者林一山有过一段长时间的争论。在1958年南宁会议上，毛泽东亲设擂台，让林、李直接交手。这次会议上，李锐把三峡工程拉下了马。

李锐的陈述，使毛泽东对三峡工程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称三峡工程的修建尚未决定，并点李锐为兼职秘书。

但三峡工程的论证远没有结束。在上世纪50年代还只是“小圈子”里的三峡论战，到了80年代，赫然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报刊上到处是三峡工程的话题：建还是不建？早建还是晚建？低坝还是高坝？

陆钦侃和李锐就相知相遇在这一场波澜壮阔的学术论战里。

从一开始，三峡就是一个大体量的工程。在与林一山辩论时，李锐按图说理，1957年全国用电的总需求只有190亿度，而三峡一个大电站就要发电1000亿度以上，占全国发电量的比例过大，将严重影响电网的运行，他还打比方：“在一座城市里，总不能只有一个百货商店吧，尤其是大城市，需要多少个商店啊！”

作为水利水电与防洪专家，陆钦侃则不断提醒人们审慎对待三峡的防洪功能。

在共和国历史上，从来都不曾有这么一个规模浩大的工程。在它面前，陆钦侃和李锐两位水利专家，尽管论点并不完全相同，但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严谨的治学之风。

他们也由此成为坚定不移的战友并长期并肩“作战”。

 

拒绝签字后的努力

 

1988年的论证结束之后，陆先生并没有以拒绝签字作为关注三峡的终结。通过李锐等人，他不断梳理完善自己的相关学术观点，转呈中央高层领导。作为从旧中国走来的水利水电专家，陆先生视此为对国家的“最大不辜负”

 

在论战三峡这个事情上，确切地说，是陆钦侃接过了李锐的接力棒。

1988年的三峡论证，是三峡历史上无法绕开的一次权威论证。2010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原三峡工程总公司总经理陆佑楣在接受《瞭望》采访时回忆，“对三峡工程，李锐是坚决反对的，林一山(原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是坚决主张上的，当时有关负责人考虑，这两个人在一起，论证会就开不成。所以都不请。”

此次论证总计邀请专家412位，分14个小组开展专题讨论。陆钦侃受邀担任防洪组顾问，是年他75岁。

论证的结果并不让陆钦侃满意，但“少数服从多数”，论证结果是支持三峡工程上马。

陆钦侃选择了拒绝在论证结果上签字，当时，同组的另一位专家方宗岱和他做出了一样的选择。

在上世纪80年代末曾多次与陆钦侃探讨此事的媒体记者杨晴(化名)回忆，1988年的论证结束之后，陆先生并没有以拒绝签字作为关注三峡的终结。通过李锐等人，他不断梳理完善自己的相关学术观点，转呈中央高层领导。作为从旧中国走来的水利水电专家，陆先生视此为对国家的“最大不辜负”。

当年年底，陆钦侃听说1989年两会期间，三峡工程将以全体与会代表投票表决的方式征求最终意见。考虑到与会代表中很多人不懂水利，陆钦侃和同样曾供职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水利专家孙越崎一道，紧急编写《长江长江》一书，汇集一线专家对三峡工程的反面论证声音，以期让更多不了解三峡的人更全面地认识三峡。

杨晴参与了该书的编写，她说，因时间仓促，该书封面上出了一个大差错“陆先生的名字，被印成了‘陈钦侃’，当时我们那个生气啊，倒是陆先生不当回事，他说，只要大家了解到这些内容就好了。”

但这并没有逆转三峡工程的大势。

在1992年4月3日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投票结果是，赞成1767票，反对177票，弃权664票，未按表决器的25票，投赞成票的共占出席人数的67%，超过2/3。

但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充分表达已经让他们感到满意。杨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叹，“在一件举国大事上，选择弃权和反对的代表接近1/3，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你讲你的头头是道，我讲我的也是头头是道，针锋相对。”向记者回忆起三峡论证中的激烈争论，86岁的何格高仍然很激动。

何格高也是当年拒绝签名的9位专家之一，当时任职国家计委下属中咨公司的他，参加了综合规划与水位、综合经济评价两个专家组。

解放前就读中央大学时，何格高是陆钦侃水利课堂上的一名学生。1988年的三峡论证中，签名同意者403位，包括何格高的多位同学、同事、老师。何格高回忆起当年大家工作时的情形，“平时关系很要好，有不同的看法，讲完后还是很要好。”

“当时可能有一些人在政治态度和学识素养之间选择了前者，但陆先生显然认为，在这样一个改革开放的大势中，知识分子首先应该坚守专业素养，并视此为己任。”杨晴回忆说，尤为难得的是，在三峡工程上马之后，陆先生也没有停止对三峡的关注，他在尽己所能降低损失。

2000年，陆钦侃还和中国科学院院士吴传钧、三峡工程论证水文组专家叶永毅、黄河水利委员会技术委员会委员温善章等50位专家联名呼吁保留三峡大坝导流底孔。

 

死后“上墙”的愿望

 

杨晴说，陆钦侃是这样跟家人解释的，解放前他是在国民政府供职，但后来并没有去台湾，而是选择了新中国。后来因为反对三峡上马，他被很多人误解。所以他想在死后“上墙”，是希望大家承认他是一个革命者

与陆钦侃痴迷三峡的态度不同的是，在更多的时候，陆钦侃的夫人、子女，则不愿让老先生听到“三峡”二字。

在陆钦侃先生生前，杨晴曾几度想为他留存一份口述史，制作成纪录片。但老先生的家人考虑再三还是拒绝了，“有人来谈三峡的事，他就很激动，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到处找资料，找不到就发火。他干什么都很执著，太认真，怎么劝也不行。怕他犯病，这几年我谢绝了所有关于三峡的采访。他的一些老朋友，三峡反对派来信、寄材料，我也都不让他知道。”

逝世前的陆钦侃住在一所两居室的旧房内，他在这里住了很多年，一直很冷清。

据说陆钦侃一辈子没向组织提过要求，但在他逝世前的一段日子，杨晴曾听陆老先生对家属说，他想在临死前提唯一一个要求，就是死后“上墙”(按规定，老红军、离退休前担任过副局长以上干部和1985年6月30日工资改革前行政14级以上经中组部批准享受局级待遇的干部逝世后，可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办理骨灰寄存，俗称“上墙”编者注)。

杨晴说，陆钦侃是这样跟家人解释的，解放前他是在国民政府供职，但后来并没有去台湾，而是选择了新中国。因为反对三峡上马，他曾被很多人误解。他想在死后“上墙”，是希望大家承认他是一个革命者。

4月15日，林邑离开八宝山竹厅时，忍不住又看了一眼老先生的讣告。这上面写得很简单，尤其让她感到意外和遗憾的是，上述那些事，未提一字，甚至没有让老先生魂牵梦萦一生的“三峡”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