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4月3日，在七届人大五次全体会议上，出于对“只有以三峡工程调节川江洪水，才能保持长江长治久安”的共识，代表们以超过2/3的多数通过了国务院提出的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今天，随着三峡工程的顺利实施，这一决策的前瞻性与正确性愈发地凸显。

　　“纵观长江中游人与河流的发展史，我们只能求助于现代科学技术，只有这样才能在江河演变中争取主动，使人与长江和谐发展——这也是修建三峡工程 最本质的意义。”作为当年三峡工程论证的主持人之一，钱正英见证了三峡工程的起落浮沉，对于这项工程，她自然怀有一份特殊的感情。

　　1986年春，在听取有关同志的可行性汇报后，邓小平同志说：“如果技术经济上都可行，那么‘上’有政治问题，‘不上’也有政治问题，‘不上’ 的政治问题更大。”对于这段话，钱正英这样分析：“小平同志的指示分清了两种责任——业务工作者的责任是保证技术经济的可行性，政治家的责任是实现技术经 济的可行性”。

　　“三峡工程建成后，技术经济可行性还需要长期地经受历史检验，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认识。作为业务工作者，我们一定要对三峡工程的技术经济可行性负责到底，将以无限负责的态度，继续努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钱正英坚定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