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财经》2003年9月5日载，“8月19日，新一届国务院举办第一次学习讲座，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正英主讲《西北地区水资源配置和可持续发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学习讲座时指出，国务院组织学习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法律和现代管理等知识，是一项重要制度，要长期坚持下去。”
　　
　　
　　 这里公布于众的，是已故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1988年6月25日致钱正英的信。在信中，作者特别提到与当前政府这一由总理主持的“学习讲座”有密切关系的问题：政府决策人与专家，以及“积有研究并能铮铮发言”的专家与“工客”（专业出身，却无真本领的冒充专家）的判定。黄教授遗文有机会发表于今日——原本外行的行政领导，硬要充内行去领导技术；而退出领导身份后，又摇身一变，居然成传授知识的专家——看来不无教益。下边是原信，信的眉额处有“黄先生给钱正英部长写的信”字样，想来出于负责转递此信的办事人员之笔。至于钱正英部长有没有收到此信，收到之后又如何处置了，就不是保藏这封信的黄家人和黄先生生平研究者所能知道的了。】
　　
　　
　　
　　
　　 正英同志：
　　
　　
　　 郑州开会期间，多承招拂，无任感荷！又承告知，辛白先生为我同族。返京后经查家谱，载有“元一公生五子，长留句容，次徙湖广，三迁淮安，四由姑苏徙吴江路至崇明西沙黄家村，五随兄而东居嘉定清溪镇。传十一世至细一公。”
　　
　　 按元一公为宋徽宗侍卫，北宋亡后南渡，名黄彦，是春申君黄歇的四十一世孙。
　　
　　 元一公传十九世为雪谷公，定居川沙高家桥（高家行）。传二十七世为我一代，多以钟字排行。
　　
　　 今家谱称“雪谷公家谱”，雪谷以下有氏族详载。未知 辛白先生是否出于嘉定一支？有便当趋候。若属同族，则当以宗嫂相称矣。
　　
　　 会中亲见嫂氏精明强干，分析总结迅速；勤劳工作，亲自奔走处理；真是难得的干才，国内少有的女强人。今余热尚炽，而退为闲职，于国家诚属可惜。退后还为长江黄河制定规划，足见爱国心切，长戈难歇。
　　
　　 可是私下询问同事，多有不满之辞：或不满于嫂氏撤消北京设计机构，或不满于独断孤行，甚至在技术上也一切先自决定，命令下属遵行。若然，则水利方面许多技术性错误，皆由嫂氏一人负责，岂不冤枉？按负行政总责者，责在执行国家既定政策，技术性决定只能由专业者作出，并负总责，因为他是内行。可以说，在行政上，外行必须领导内行；在技术上，内行该由自己负责。外行的行政领导，硬要充内行去领导技术，就不免自找苦吃。
　　
　　 技术内行该由外行来作行政领导，那么领导除了掌握政策外，该认识哪些内行的事务性知识呢？下面三项似乎是不可缺的。这些知识，只要有人讲清楚，一个具有进大学前的知识程度的政治家应该都能接受。所以一个政治家并不需要多少专业知识，今天可以当外交部长，明天可以当一任经济部门的部长。国外就是这样。
　　
　　 要知道这一部门中业务的分类及各自的作用，知其知识分类和基础学术。要能领会技术领导的非专业性的技术报告。要能识别专家和工客（专业出身，却无真本领的冒充专家）。按我国工界有工客、农有农客、商有商客、学有学客，他们都有一套装扮自己形象的本领，用来欺骗无知的政治家。一个真正的专家，例如水利专家，他们都是经历过实地测量、施工（坐办公室挂名的不算）设计和规划，又有广博而深邃的知识。可能只专于一门，但却是老老实实自知其知识的局限性。领导要从内心出发，真正地尊重他们。
　　 要懂得工程或企业的步骤：规划–设计–施工–运行。规划包括某项工程的可行性鉴定。只用简略的勘测资料就能定出工程的大概规模、造价、效益和经济价值，需要最高的知识。因为设计代价可达工程造价的3至3‰，若可行性不成立，就白费了设计。所以先作可行性考查，定其取舍，可行才进行设计。
　　 工程经济核算的一些简单原理，领导必先懂得，才可能理解可行性报告的内容。1980年以前水利部一些高级工程师声称，部内从未做过经济核算。他们不懂得工程本是一个经济问题，未经考核经济的工程，纵使站住没有坍下来，若其经济价值不成立，等于买卖做成了，但是亏本的。
　　
　　
　　 下面是解放后水利方面一些显著的失误，未必是部长个人的错误，但部长应负总的责任：
　　
　　
　　 一）舍弃了浅层地下水却去鼓励开发深层有压地下水。在沦陷期间，华北普遍没有手压汲水机，每机可汲深度最多8米的浅层水，灌5亩地。解放后没有去整顿这些汲水机，却去放款鼓励打深井。深层有压水的露头远在山西，其承水面积有限，相对汲水地面只有很小一部分，因此供水有限。深井多了，水位下降了，水易枯竭。政府不催地方还款，原是好意，而因此人民大量开深井，只要负担些电费，于是全面告竭。直到五、六年前，水利部才觉察到而停止贷款。再加上河北省前领导压制人民，禁用浅层水，于是地下水的利用成了既枯竭又浪费的局面。地下水勘察又归地质部领导，但又不管工程。水利部和地矿部不相协作，影响地下水的开发利用。河北省在石家庄开发回灌地下水，在南宫研究地下水回灌并利用卓有成效，水利部竟拒不援助。须知地面水库与地下水库联合运营，水资源才得尽量合理运用。
　　
　　
　　 二）没有从三门峡坝规划的错误吸取教训。1955年我在黄河规划讨论会上不同意苏联提出的规划；1957年我反对苏联提出的三门峡坝修建初步计划，说明不仅将来库区淹没，淤积还将上延，今日的开封险境将搬到渭河上。经过七天的辩论，汪胡桢等同意了先不封闭六个施工排洪闸，但是最后仍照苏联原设计修成。这也许是政治问题，但人们应该从此吸取教训，分析清楚三门峡坝的错误所在，以免再犯。从1964年起，不断有论文发表，先说淤积末端到交口（泾河入渭之口）不会再上延，再说不会超过临潼；又历次提出改修三门峡坝的方案。现在证实了我在1973年提出的相反意见，淤积将毁坏渭河南岸农田：由于地下水随河槽淤积而抬高，农田盐硷上升，农产将逐年减少。当我沿渭河观察，看到18岁的少年赤着膊修生产堤，天真壮健可爱；再倾听华县宁东梅公社主任的报告，不觉心酸。回来成诗一首：《倾听华县毕家公社宁冬梅主任报告三门峡修坝后灾情》
　　
　　 听罢毕家遭苦害，不禁簌簌泪交颐。
　　
　　 暴洪施虐知拦阻，恶碱侵农待溉漓。
　　
　　 凡此事先皆可见，一般律定莫相违。
　　
　　 平生积学曾何用，愧对苍生老更悲。
　　
　　 三门峡坝的错误规划有两点：（1）库区地质属地堑区，潼关以上尚在淤积过程中，淹没损失不限于仅仅库区，这以上将继续淤积，盐碱上升，影响将达咸阳。（2）把减少库区淤积寄托希望在水土保持上，也明知其无效，又以一半拦沙任务放在支流拦沙库上，这是不现实的，至今人们不敢以实践来考查。
　　
　　 人们误以为只要打开泄流洞增加大坝泄洪能力就可将积沙排出。按未修坝前三门峡以上原是淤积着，再打多少洞，也赶不上没有坝时排沙畅快，淤积总比以前要多。淤积上延是不可免的。所以历次改修坝的方法都是错误的。
　　
　　 “淤积不上延是可能做得到的。三门峡坝可以改建好使恢复原来期望的发电功率。”人们上了当，不研究错误所在，又不肯了好好学习，硬说坝修好了，淤积不会再上延了。这是欺骗群众，欺骗领导，所以我在大会上说，请大家深刻反省。
　　
　　 三门峡坝这一乱摊子没有收拾好，又去设计小浪底坝，这意味着不管这乱摊子了，让淤积发展罢。这怎样回答周故总理的叮嘱：确保下游，确保西安呢？
　　
　　
　　 三）1963年河北省天津市大水，政府事前提出要确保天津和津浦路通车，这原是做得到的。由于行洪的方法错误，酿成水灾。若行洪得当，则津浦路以东的损失和人民淹死是可以避免的。我曾提供政府这次行洪的错误所在。在中山公园展览的四役拦洪抢救的模型，大肆宣传，竟无人向政府指出其纰缪。这说明我国防洪知识普遍地低落，也显示了政府的无能。我作为水利工程的教师，也有责任。我若缄口不说，就是不爱国。有人提出了，政府就该考虑，分析清楚，使大家心中有数。也应惩治指挥的技术负责者。
　　
　　
　　 四）1966年四川汶川渔子溪要开发一个长输水道水力发电站，这在解放后还是创举。在全国各地可修建的地方很多，由我校水利系张永良书记和张光斗教授率领半系教师前往当地设计。我听了报告后，就提出这设计有三方面错误。其中一点是把调节日内用电用水不匀的小水库设在河中输水道之首，这样峰载时的需流45秒立米必须由输水道通过。照常例若在输水道之末端山头上设一前池作日内调节，则输水道只须通过6.5秒立米，也不需要昂贵的调压塔了。过水流率减小7倍，输水道可改明渠，工程大大减小，全部土木工程费用可以减少四倍之钜，我系内无人信我的话，反而批判了两次。后来造完了，我又提出了具体意见，也送到水电部设计施工的单位和水电研究院，没有下文。第二级开发仍照同样设计，又浪费了四倍的工程费。我到成都两次演讲，说明长输水道必须设前池于山头，来调节日内流率，这是一个普遍性的原则，因为西南山头到处有这样的地形条件，可以发电。我把渔子溪设计作为一个反面教育，不然国家将重复这种错误，损失将多大！
　　
　　
　　 五）1970年长江葛洲坝的修建是否失误，应好好总结。这将有助于决定三峡大坝的可行性。修建这两坝等于否定工程必先通过经济核算，必先考核对于上下游水文地貌的影响。这方面我已发表过两、三篇文，不赘。许多人说，假使不修葛洲坝，可以改为修多少中小型的电站，而投资早就回收。这原是上级的决定，但现在还有争议，说明政府屡次申令要注重经济效益，负责人又不对上争论，政令自相矛盾。这次可公开讨论三峡大坝的可行性是可取的民主方式，但被邀者多正面人氏，像我这样的反派人氏就要排除。或许鉴于1957年黄河三门峡之七天争辩，有黄万里一人出席，会就太热闹了吧。
　　
　　
　　 六）1975年河南两个土坝溃决，死亡人数打破人为水灾的世界历史记录。黄河开封淹城、汉水决堤也只数万人。若按今兴安岭失火例，则部长和各级领导难免问罪。这且勿论，事后便怪洪水设计太小、现行统计法有误，竟擅自下令一律改用“最大可能降水量P.M.P”法。按此法是设想极限情形下的最大暴雨，没有概率的概念，转算成洪流，中间误差很多很大，是不可靠的。现在计算所得结果都大致把统计所得的成果加上20左右，实际上这是统计中一个样本误差问题，有的统计系列短，校正样长，误差就该加20～30或更多；系列长的加5左右。今一律加大20左右，又硬说是考虑了概率问题，一方面有的加得太多了，造成浪费；另方面有的加得还不够，仍欠安全。像这样的问题，不是那些总工程师们所能懂的，就该请专家商讨。贸然以行政命令推行，就是领导不信任科学。洪水设计规范也未规定必须外加这种校正标准，也未规定必须用最小二乘□线法定出各参数，制订规范的该负一部份责任。
　　
　　
　　 七）关于1978年的东线南水北调会议和1979年的治黄规划会议。为了华北缺水，提出东线南水北调，似是顺理必然之策。河以北，西有太行，北有滦河，南有黄河，三面环水，高高在上，地下还有深浅层的潜水，可谓得天独厚。惟有东面临海，余沥可排碱出去。地形隆突成三角洲。与太行东冲积平原交界线就是黑龙港窿道，这一带旱涝盐碱沙为灾，十分贫瘠。假使引黄河浑水大量淤灌，汛期余水蓄地下，就可彻底改良土壤，辅以深层排水，当地可很快繁荣起来。南水北调过黄河，水头抽高须达70米，而水量即以100秒立米计，终年不停，也只有每年31.5亿立米。水流过苏北，沿途必被截用，那里有千万亩海滩黑地，人民见水如命，无法劝止拦阻。所以说，北调江水是不可能的，不必要的，不经济的。而部里却念念不忘，终不罢止。
　　
　　 水土保持不可能减少下游泥沙，经历了30年无效，就改说50年，把责任移交子孙。用整治河道方法，想把泥沙全带出海去，可以证明是不可能的，却仍要求耗费每年250亿立米水输沙出去。世界任何三角洲上都是分流水沙淤积灌成肥沃田地的，惟有我们顽强地封住两堤，不让水沙沿着现成的廿二条流派分出去。这真是无法理解。历史上黄河下游看不到一块石头，连堵口都用捆厢打土，要筑分流闸门，自是可怕。现在钢筋混凝土加钢钣桩，何惧分流酿成泛滥？现在河底已淤高起 4～10米，正是分流刷槽的好时机。但是分流必须打去底槛，才能把积沙拉出来，分淤各流派的滩地。现在山东人民自筹款放淤，是好事；但是只放泥不拉底沙，将使大河淤得更甚，是不对的。总之，政府一贯执行的“拦、排、放”治河策，是完全错误的。
　　
　　 黄河两堤以内怕水涨，怕沙淤。堤外两大片地即黄淮海平原要水灌，要淤泥，以改良土壤，繁荣农作。所以分流是一举两得。分流后刷深河槽，保证可平息洪水，把它分散成几十股水流，分别淤灌黄淮海平原。同时沟通南北运河，四条高堤正是人们不自觉地造成的高速公路路基。总的经济效益每年在30亿元以上。
　　
　　 高村下开闸放水几十里入万福河，淤灌平湖西盐硷沼泽，余水入运河，足以替代东线南水北调。不此之图，却去引水济三百公里以外的青岛，这比青岛蒸发海水制成清水还贵。这是什么科学？什么经济效益？工程和企业若都这样，国家怎能不穷？物价怎能不涨？
　　
　　
　　 八）在华北普遍缺水情形下，专家们高呼我国天赋水资源太少，年内分布又不均匀，这样冤天尤人，来卸掉自己的责任。按我国水资源在全世界是数一数二地丰富，其分布又恰恰和农时吻合，是好极了。北京年雨量660毫米，略高于西欧各地，如伦敦、巴黎等，只有东京、纽约雨多雪多，由于其特殊的环海、临海和海流方向的条件。我国内陆距海千余公里，还能受到台风的影响，重庆年雨量达1000多毫米，在全球是少有的。全国雨量3/4落在夏季，正是气温高、植物生长茂盛最最需要水的季节。全国唯有五、六月份的春雨少得贵如油，其时北方小麦返青，水稻需水大量泡田，这是最紧张的时候。但这总比西欧海洋气候冬春降水大、夏秋反而干燥要好得多了。北京660毫米若12个月平均分布，不论冬夏一律55毫米，春雨足够了，但最需水的夏天作物要枯死。
　　
　　 唯其是如此丰富的水资源及其合乎农时的分布，我祖先才根据这天然条件制订出作物的农时。华北41°的纬度能种两季，越冬小麦分两年生长，实为世间奇迹。春夏间缺水，其量有限，真旱时可汲地下水；若夏秋缺水，问题就严重了。广西南部可种三季水稻，年雨量平均2000毫米，一遇台风来雨少了，便称干旱。这不是真缺水，而是人对自然的要求太高了。
　　
　　 唯其有如此天赋丰富水资源，配以勤劳的人民，我国才能支持几十亿人口。但是向天奢望过高，终将受自然界生态平衡的惩罚！现在幸尚未达这程度，还有潜力可挖：华北黄淮海平原在分流黄水后，还有二、三百亿方水沙可享。地下浅层潜流也有几十亿方可汲，连同从减少地面蒸发的措施，也可增加灌溉水量。只是山西汾河也有权要水，河北京津缺水之量与日俱增，惟一出路是引黄淤灌。僵化的头脑终将被迫承认应该分流，但仍将倔强地坚持其束堤集流、输沙出海和水土保持等劳而无功的治黄之策，而不肯认错。
　　
　　
　　 九）今1988年用水法的制订是应时之需。但是内容没有定出如何解决上下游间和相邻流域用水之争。一概推给领导机关仲裁，就是把法治推向人治。天津引滦取水，原可利用唐山晋各庄至天津的运河，再接上一短段沿山麓引滦到晋各庄新开运河，就可送水到津。其工费不要如今开山打洞的十分之一，工时只要几个月。不这样做，就是为了沿途唐山地区各县难免要截水。在新的所谓水法里，无法可循。我近写了对水法的意见，不免兴起才难之叹！这里不需要多少学问，制法者没有深思，用水者甘愿浪费。我国焉得不穷！
　　
　　
　　 当然，三十年来，您劳苦功高，成绩将长示后人。前列诸端，只是缺憾的一面，叼在族亲，敢不竭诚相告。且其中有的还能及时改正，则其功将永垂后世。如治黄问题，不妨发动群众，各抒己见，公开争论，以谋一是。京津华北缺水，与日俱增，从滹沱河、拒马河借水，同时引黄水偿还其下游；山东已筹款一亿元，取黄河水淤灌。分流已经执行，但必须合理规划：分流闸次完善地设计，其艰难性不亚于滚水坝；分流路线和渠道断面，有淤滩、有冲槽，地形坡降改变很大很快，都须完善设计。现在这样，由地区自己掌握，未必可靠，费工掏挖必甚。分流只顾淤灌而置治河于不顾，不是两全之策。
　　
　　 亦宜出您余热，告戒后人，即接班人：必须靠积学之士，组成智囊，出谋划策，并明确其职责。切勿轻信工客，攘臂亲自指挥。遇有疑难，不妨公开征询，引起争辩。国内外学术会议，必须遴选才士出席，对于议题积有研究者，在会上能铮铮发言、惊倾四座。我国学者实不后于洋人；而每次派去出席的大多数是庸碌工客，甚至是外行人，无发言能力，如何能代表国家的学力？
　　
　　 拉杂陈言，望谅解初衷，不是对您攻击，而是敬爱出诸肺腑。此致
　　
　　 敬意
　　
　　 辛白先生均此
　　
　　 黄万里 1988年6月25日
　　
　　 清华九公寓卅五号，电话282451-33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