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李锐回忆说，毛泽东当时拍板，说三峡问题这是个长远问题，这项事情由总理你来办，李锐的意见好。在那个全国上下头脑发热的大跃进年代，毛泽东竟然听进了一个小人物的忠告，停下了向三峡进军的脚步。或许，坚信人定胜天的毛泽东，在长江面前也心存敬畏。

凤凰卫视2011年6月7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2011年5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三峡后续工作规划》，而此段时间，长江中下游的罕见大旱，也让舆论集中在三峡工程上。大旱背景之下聚焦三峡，可以视为是对《三峡后续工作规划》的一种舆论回应，而官方正视三峡工程的影响，无疑是为这个此前较为敏感的话题“祛魅”。

回顾当年，三峡工程在科学论证和决策上马的过程当中，的确是留下过太多未竟之问，这也注定这座大坝要经受长久怀疑目光的擦试。没有人希望历史成为负担，但历史终究留下太多遗憾。

解说：三峡之梦，始于孙中山，夭折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之实业计划中，描述了对三峡资源的利用开发，营造了中国人的第一个三峡梦。1940年代，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国民政府开始了三峡大坝的勘察建设计划，终因战局动荡不得不最后终止。随着蒋介石政权的溃败，又一个时代开启了。

新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第一次使三峡具有了浓重的诗意，一曲高峡出平湖，成了全中国人的集体畅想曲。1953年，毛泽东第一次视察长江，他提示当时的长办主任林一山，三峡工程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地解决长江的问题。在此后的五年间，他曾七次接见林一山，对三峡可谓情有独钟。

林一山（原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谈完了以后，他们都走了，主席叫我上楼上他自己的住宅。我到他这个住宅来了以后，他也是先谈谈，首先去了他马上就问我。他说，你看啊，你能不能找一个，找一个人替我当国家主席，我给你当助手，帮助你修三峡，修三峡大坝好不好啊。李先念在旁边（说），这个大坝长我都想干。

解说：林一山曾就读北师大历史系，战争时期，有过辉煌的戎马生涯。解放后，历任中南局水利部部长长办主任，驰骋长江上下几十年，被毛泽东戏称为长江王。

李锐：（前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他（林一山）四个字吧，能说会道，口才很好，而且是很能海阔天空。

解说：1950年代中期，对三峡的勘测及设计准备工作全面铺开。三年后，在苏联专家的协助下，长办拿出了初步设计，这是一个200米高程的大坝，它的总装机容量达到1340万千瓦，年发电量为1000亿度。这项工作结束之时，恰逢大跃进的高潮，三峡当仁不让地成为跃进中的一项内容。人民日报也刊出了消息，三峡上马一片山雨欲来之势。

1956年，毛泽东主席在畅游长江后，写下了“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著名诗句。

1958年初，毛泽东登上了去往南宁的专列，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提议要修三峡工程。当时持保留态度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提出，有个李锐是搞水电的，和林一山争论过三峡工程的问题。毛泽东就说，把他们两人都找来当面谈一谈。

林一山：（李锐）这个人很聪明，脑子非常聪明，这个人。

解说：李锐，曾就读武汉大学机械系，投笔从戎后，一直从事中共的新闻和宣传工作，解放后历任水电总局局长，水电部副部长，1958年到1959年，任毛泽东的工业秘书。

李锐：（到南宁我一见到）田家英和胡乔木，他们两个就把这个会的底牌告诉我，毛发了脾气，批评了周恩来同陈云，非常紧张，告诉我，你来了是很要命了，你反对，他要干你反对。我说，没事，没事，没事。
解说：在1950年代，第一次关于三峡的大争论，便由林一山和李锐这二人挑起，开始是在各自的专业刊物上发表文章进行辩论，真正面对面的交锋是在 1958年的南宁会议上，当时，人们为李锐担心是有道理的。毛在战争年代就认识林一山，又曾多次接见他，在三峡的问题上，林一山不仅掌握大量的历史和水文资料，更是手持“高峡出平湖”的尚方宝剑。

而李锐，虽身为水电总局局长，但当时水电很不吃香。毛泽东只是知道他的名字，而且毛自己是支持三峡的。两人到了南宁，当晚就开会讨论，毛让他们各自发言，阐述观点。
 

李锐：当时三峡上根本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因为中国的整个的国家力量只有那么一点点大，是不是啊。我问你，一个城市只有5万人口，它盖一个百货商店是对付20万人的百货商店买卖，那个不可能的事情嘛，是吧。我们那个什么那个王府井那个百货商店，你摆那个农村里面去行不行啊，没有人来买东西嘛，那是很显然的道理。

解说：在会上，李锐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谈到，目前的中国还没有能力消化这样大的电量，其次他认为，防洪必须本着综合规划的原则，即堤防，湖泊蓄洪，干流及支流水库并重，不能用一个水库毕其功于一役。在开发顺序上，他认为应该先支后干，分布实施，待时机成熟再考虑三峡这样的大工程。他的话打动了毛泽东。

李锐：大家一听，豁然开朗，可以这么说，豁然开朗，情况如此。毛当时很好，他没有下结论，但谈了还不算，每个人写一篇文章，三天交卷。

解说：说到写文章，李锐更是胸有成竹，本来他就是宣传口内著名的一支笔。在延安时，他就写过《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并因此而成名。三天后，文章交上去，毛泽东发现这是个难得的秀才。

李锐：这个文章一上去，第二天再开会谈三峡，那个气氛就完全解决了。毛主席说，我们要有秀才“工作方法六十条”要培养秀才呀，我们就要你这样的秀才，这个文章写得好，写得清楚。最后毛提议要我当他的秘书，这个我就好无精神准备，毫无精神准备。我说我这个工作忙得很。他说，你兼职啊不行吗？让我兼职。

解说：李锐回忆说，毛泽东当时给拍板，三峡问题这是个长远问题，这项事情由总理你来办，好，李锐的意见好。在那个全国上下头脑发热的大跃进年代，毛泽东竟然听进了一个小人物的忠告，停下了向三峡进军的脚步。或许，坚信人定胜天的毛泽东，在这条波澜壮阔的长江面前也心存敬畏。

此后不久，在成都会议上，中共中央通过了三十几个大跃进路线的决议，只有在三峡问题上做出几年之内不上马的保守决定。毛还做了“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批示。这是当时唯一一份不符合“跃进精神”的决议。

1960年代，湖北省曾几次向毛请报上马三峡工程。毛只说，武汉头上顶一盆水有什么好吗？便挡了回去。但是高峡出平湖的宏伟构想，毛始终念念不忘。

南宁会议以后，毛泽东视察了三峡坝址三斗坪。当他望向这个江心小岛时，他在想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几个月后他再次召见林一山，向他询问水库寿命的问题，林一山说，三峡水库至少有两百年寿命。

林一山：主席一听，哎呀，千年大计呀，二百年就淤死了。他就说这个话。

陈晓楠：毛泽东对三峡的复杂心态，在葛洲坝工程上表现得淋漓尽致。1970年，湖北省再一次报请中央，请求先行修建三峡的反向调节电站葛洲坝。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为了实现毛主席高峡出平湖的伟大构想。

毛泽东说，既然是三峡的一部分，那就干吧。但是在批示的时候，却留下了一个底气不足的尾巴，他说，赞成修建此坝，现在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时可能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那又是另一回事。那时就要准备修改设计。

葛洲坝的命运出人意料地被毛一语言中，两年之后，果然因设计问题推倒重来。晚年的毛泽东，环顾宇内已无人可与抗衡，唯有面对长江，留下敬畏和遗憾交织的话语。
陈晓楠：如果说，三峡论战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还只是“小圈子”里的事，到了八十年代，它就赫然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报刊上到处充斥着三峡工程的话题，建还是不建，早建还是晚建。低坝还是高坝，一时间争得不可开交。

解说：在毛泽东身后，邓小平接过了三峡。1980年，这位务实的政治家视察葛洲坝后决定，在全面恢复经济建设的同时，应该上一些大型的具有骨干作用的工程。面对可能引起的争议。他说，干革命就要有点闯劲，错了，我们大家负责。

1984年，国务院批准了长办的150低坝方案，此时，反对声浪却陡然而起，先是重庆市提出，150方案对航运不利，希望提升水位至180。同年五月，一些知名人士在政协会议上建议推迟工程建设，重新组织论证。

随后，李锐《论三峡工程》一书出版，力主缓建大坝。海外舆论也对三峡工程持有相当怀疑的态度。美国人说，中国将重复美国已经犯过的错误，建设大坝将严重影响生态环境，毁坏文物古迹，造成巨大债务。这是一个令人始料未及，进退维谷的局面。
 

1986年，国务院责成水电部组织专家，重新对三峡工程进行论证，加拿大也成为继美苏后，第三个参与三峡工程的国家。当时，加拿大政府愿意向中国提供一笔赠款用于这次论证。

陆佑楣（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当时我们没有定，三峡工程用不用世界银行的贷款，没有做这个决定，因此为了以后如果要世界银行贷款，那么有一家国际的，国际上的，不是完全中国的，国际上的有资格的咨询公司，做了可行性报告以后，那么对于世界银行来讲，它要通过这个项目就比较容易。所以我们就用加拿大的钱，来搞了这个三峡工程的论证。

后来，三峡工程并没有向世界银行申请贷款，而加拿大论证的160水位，因不能满足防洪及航运的要求，也未被采用。但这场集中了全国各个领域四百多位专家，历时两年零八个月的论证，对三峡工程意义重大。它是对几十年争论的一个总结，所有正反面意见都在这次论证中得到发表，并且，这场论证的结果，直接影响了三峡工程的命运。潘家铮是当时论证小组的技术总负责人。

潘家铮（原三峡总公司技术委员会主任两院院士）：确实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非常激烈，但是呢，也一个情况是出乎我意料之外了。原来我认为这个无论是赞成上三峡的也好，反对上三峡的也好，都是忧国忧民，都是想把这个工作做好，应该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吧，有些不同的见解，那么要放在台面上大家讨论，那么摆事实讲道理总是可以讲得清的。

但是后来发现，这个讨论有点情绪，或者一些历史恩怨，各种方面的因素。所以一般呢，好象不大容易在台面上把这个问题摆清楚，当时参加论证的记者也很多，记者都在旁听了。他们说我们的这个讨论叫聋子对话，聋子对话。就是你上半天有许多同志反对上三峡，他慷慨激昂讲了一大番道理，拿了许多许多数据。

那下午呢，赞成上三峡的同志就要进行答辩，要把这些资料都重新拿出来，但是下午讨论的时候呢，这几位反对的同志不来了，上街去了。他也根本不来听了，以后再讨论，他又重新把这套东西再说一遍，所以根本没有法子真正的面对交锋。

解说：尽管如此，争论也时时发生。潘家铮记得，当时争执最为激烈的是生态小组，和综合经济评价组。国家计委的何格高，当时参加了防洪及综合经济组，最后他在综合经济组的报告上没有签字。

何格高（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专家委员会委员）：因为在计委我是管水电嘛，所以知道我一年要多少钱，至少要多少钱。当时至少一年要70亿，但是呢，当时计委只安排了35亿，去掉一半，所以我在国务院汇报会上就讲，我们现在要最极须的水电站的建设，都没有投资，你还要上三峡，那我其他的（项目）都被，都要停了。

陆佑楣：在当时看来，要2000亿（元），这么大的一个项目，谁也不敢动手，但是仔细分析一下，这个2000亿是要分布在十七年。

解说：此外，在三峡大坝的抗洪能力，以及由此带来的泥沙淤积，生态影响，地质灾害以及移民等问题上，反对派也是力陈弊害。

李锐：三峡现在那个库区能够蓄的洪水，大概是一百多、二百多亿（立方米）吧，实际上下游，从三峡向下下游堤防加高一公尺，就等于三峡水库出来了。

潘家铮：有的认为这个生态环境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副作用很大、很广、很深。

李锐：使得四川这么个地方永远受到无穷的灾害，一百多万人移走，几十万亩好地抛掉淹掉，永远不能使用。

潘家铮：所以应不应该建水坝，就应该把利弊得失来比较一下。
张光斗（清华大学教授）：三峡资源是我们的宝贝，不能放弃的，对不对。防洪有效益，发电有效益，航运有效益，明摆着的事，对不对。至于说是不是库区生态环境搞得不好，要损失一些，那你应该尽量做好了，对不对。

解说：1988年底，论证结束，结论是三峡工程上比不上好，早上比晚上有利，利多于弊，所有可能产生的问题都是能够解决的。

李永安（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原总经理）：任何一个工程它都是有利同时有弊的，经过比较以后是三峡工程，利大于弊，早建比晚建要好。

陈晓楠：这场讨论当中，412名专家里，有来自生态、防洪、综合经济等小组的9位专家没有签字，而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未能获邀参与论证，被许多“反对派”视为缺陷。黄万里以反对三门峡工程而闻名。上个世纪50年代，他和三门峡“主上派”对垒，孤身舌战，未能收效，几年之后，他所预言库尾潼关泥沙淤积，并且导致西安水患等灾难一一“兑现”三门峡工程后来被迫改建。
 

而对于三峡工程，黄万里也是坚决反对，从三峡大坝要上马的消息传出来，黄万里就先后给多位国家领导人上书，不遗余力地反对在长江三峡上建大坝。

任裕民（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学生）：（他说）三峡大坝修也可以，但是你不能修高坝，他就又叙述了很多原因，他说写完递上去，给系里，给系里的头头，他说给钱正英写的信好像比较多，给水利部，给水利部又写了信，都讲自己好多的看法。

解说：在此期间，黄万里一次次上书都有如石沉大海，在三峡工程面前，这位将毕生心血奉献给中国水利的老人，显得十分孤立而且无奈。

任裕民：黄先生说了，纵使我的意见能发表出来了，现在没有人给你扣帽子了，但是你说归说，我反正不听你的，我又不答复你，我又不答复你，我又不说你行，我又不说你不行。因此，叫他非常无奈，在这方面非常的无奈。

杨美卿（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学生）：他比较伤心的是什么，很多人不听他的意见，或者他送上他的来意见了以后，没有人跟他讨论，不理他，他节感到很悲哀。所以这一阶段他难受的是这些东西。

解说：7月21号到24号，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视察了长江荆江大堤，荆江分洪工程，葛洲坝和汉口防汛大堤。

陈晓楠：1989年7月，刚刚上任26天的江泽民第一次出京视察就是来到三峡。他看了与三峡密切相关的荆江大堤，葛洲坝，而且又来到了三斗坪。当人们问他，如何看待三峡工程的争论的时候，他出言谨慎。他说，相信科学家们会解决好三峡论证当中的各种问题。

解说：1990年7月，国务院召开会议，听取三峡论证结果的汇报，《人民日报》对汇报会做出报导，未在主论证报告上签字的9位专家，受特别邀请，全部出席了这个汇报会。潘家铮回忆，开会的时候，把所有持反对意见的著名人士全部请来，花的时间之长，投入的资金之多，动员力量之广。世界上没有一个工程有过这样的经历。

杨振怀（水利部原部长）：无论提哪方面意见的人都是对三峡工程论证有帮助的，都是为三峡工程论证做出努力和贡献的，也都是为人民负责的。

陆佑楣：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它涉及的问题方方面面，都必须充分地论证，一个一个地调查研究，目前能够看到的问题，都要给它拿出来。

解说：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赞成1767票，反对177票，弃权664票，未按表决器25人。超过半数通过。

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已2/3的多数票，通过了三峡工程的议案，它是历史上唯一一次交付民意表决的工程，并创下了三分之一代表弃权及反对的纪录。此时，据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最早提出修建三峡工程，时光流逝73年。

2001年8月27日15时05分，90岁的黄万里带着遗憾离开人世。弥留之际，黄万里留下遗嘱，在这份潦草的遗书中，黄万里并没有对妻子孩子有任何的嘱咐，也没有财产的分割。而是将治江的愿望转达给了沈英夫妇。

这就是他的遗嘱写给我爱人跟我的，就是敏儿、沈英、夫爱妻姝，治河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汉口段力求堤固，堤林水面宜打钢板桩，背水面宜砌石，以策万全，盼注意。万里遗嘱，2001年8月8日。

解说：耐人寻味的是，回顾三峡论战“主建派”的代表人物潘家铮甚至说，对三峡工程贡献最大的正是那些提出质疑和反对意见的人。

潘家铮：曾经有个记者问我，他说在所有的参与工作的同志之中，哪些人的贡献最大。我认为提反对意见的人贡献最大，为什么呢？他一个一个的问题提出来要你解答，你就非得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不可。

李鹏（时任国务院总理）：现在我宣布，三峡工程开工。

三峡工程工作人员：请中央领导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布。

李鹏：长江三峡工程大江截流成功。

陆佑楣：没有什么感慨，跟所有的建设者一样，都是中国要做的事情很多，这是大量的工作当中的一件事情。那么一件事情做好了当然是高兴的，你说有多么激动。

陈晓楠：回望三峡工程的过去，基于可行性论证，由最高权力机关表决，被视为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一大注脚。但是在具体环节上，也是争论不断。就程序而言，不管插曲几许，它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让人看到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投影。

回望三峡，激烈已变静水。现在舆论聚焦三峡工程，还因为它仍是未竟的工程，后三峡时代，在如何处理气候影响、生态保护、地质灾害、移民安置等一系列问题上，三峡依然面临着诸多的质疑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