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工程见证了党执政理念的微妙变化

　　“今天我们可以宣布：三峡三期工程中所施工的右岸大坝是一座没有裂缝的大坝。三峡建设者们谱写了坝工史上的纪录，创造了建筑史上的奇迹。”5月20日14时，国务院三峡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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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枢纽工程验收组副组长兼专家组组长、“两院”院士潘家铮在三峡大坝全线到顶庆祝仪式上自豪地说。

　　对于右岸大坝没有裂缝的奇迹，虚龄80岁的潘家铮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感慨万千，“三峡工程建设到今天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最应该感谢的就是那些质疑和反对的人。”

　　从当初参与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可行性论证、并担任论证领导组副组长和技术总负责人，到现在担任国务院三峡枢纽工程验收专家组组长，潘家铮可谓是三峡工程设计、研究、论证及开工建设的重要见证人。

　　反对者对三峡工程的贡献最大

　　在三峡工程论证初期，“先支流后干流”的观点是一个比较强大的反对声音，主要是当时国力有限，修这么大的工程使国家负担太重。还有一个原因是对于在长江上修这么大的大坝没有经验，可以先尝试性地对支流进行开发。时任长江航道局总工程师的荣天富是此种观点的支持者之一，荣的看法是修建三峡大坝，可能由于泥沙淤积，会造成航道淤阻。

　　三峡工程会不会成为另一个三门峡？泥沙问题如何解决？

　　这是论证阶段三峡工程的反对者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意见，也是三峡工程面对的一个难题。

　　对于这个问题，三峡工程总工程师张超然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这些反对意见对于三峡工程的建设是十分有益的，使我们的施工更注重科学论证、更加完善。特别是关于泥沙问题，三峡工程在建设中充分考虑了许多反对者的意见。”

　　“正是因为泥沙是个大问题，反对意见也比较多，我们就在泥沙问题的研究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前后有几百名最权威的泥沙专家参与了论证。”中国三峡总公司科技与环保部主任孙志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我们坚信，三峡工程能为破解泥沙这道世界性难题提供成功范例。”

　　据介绍，对泥沙问题，三峡工程在吸取三门峡水库教训和经验的基础上，采取了“蓄清排浑”的方式。就是利用三峡水库巨大的入库水量，通过大坝设有的23个泄洪深孔，在汛期将大量泥沙由深孔泄洪排出库外，汛末水中含沙量降低时，蓄水至175米的正常蓄水位。

　　“虽然这一设计可基本解决三峡水库的泥沙问题，但我们仍保持科学审慎的态度。为了验证这个设计，相关部门加强了原型观测、模型实验。三峡总公司也投资近两亿元委托长江水文局进行三峡水库至2009年的泥沙冲淤监测项目。”孙志禹介绍说。

　　全程参与三峡工程论证和建设质量监督的潘家铮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除泥沙问题外，在规划论证过程中，也有好多人提出三峡水库很有可能变成污水池，“我们听取了这个意见，在实际操作中增加了大量投入，对沿岸的企业进行改造，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而以前这些企业已经习惯了把长江当作‘下水道’。”

　　今年5月，长江三峡水环境监测中心的最新评价报告显示：三峡库区的水质达到国家III类水质标准，即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的地表水源。

　　为了保证未来的三峡库区是一库清水，多项三峡水环境保护项目正在推进当中。按照统一规划，2001年到2010年政府将投入近400亿元巨资治理三峡库区及其上游水污染。届时，分阶段建设成的150多座污水处理厂、170多座城市垃圾处理厂，将使三峡库区的污水及垃圾处理率达到85%以上。

　　“反对者为我们提了好多很好的意见。”潘家铮说，“另一个反映比较大的是三峡库区的移民问题，开始的时候考虑得的确少了一些，经过大家的质疑，改变了原定的方法，有十几万移民迁到外地，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建议。”

　　在三峡大坝全线到顶媒体见面会上，国务院三峡办副主任、三峡总公司总经理李永安介绍说，三峡工程累计搬迁安置移民112.78万人，其中外迁16万人。面对媒体记者不停的质疑，李永安介绍说，三峡工程争议最大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国力能不能承受——现在看这已经不是问题。二是移民问题。100多万移民，总体上是很稳定的，但是这么多的人，难免会有一些人还不满意。三是生态环境问题，例如会不会造成水质污染、诱发地震以及库区的树木保护等，到目前看，这些生态问题比预期的要好。

　　“一个工程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如果都是同意赞美的声音，那是很不好的一件事，你就不知道还有什么方面没想到，三峡工程反对的声音这么多，这也是能胜利执行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些反对者对三峡工程的贡献最大。”潘家铮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

　　“让质量监理人员上一个台阶”

　　“当时三峡工程二期大坝出现裂缝的时候，你不知道我的心理压力有多大。”三峡总公司科技与环保部主任孙志禹说。孙当时是工程部的负责人。

　　按照设计要求，三峡大坝必须抵挡万年一遇的长江洪水。巨大的落差和库容压力，要求三峡大坝必须具备钢铁般的质量。大坝不仅关系到三峡防洪、发电、通航等效益的发挥，而且直接关系到下游千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工程质量在三峡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但2002年初，三峡工程质量检查人员在已建成的三峡左岸大坝共发现浅表层裂缝79条。专家鉴定，这些裂缝均在设计允许范围之内，不会对大坝安全构成影响。尽管如此，此消息还是引起舆论哗然。质疑者的声音再次高涨。

　　“虽然裂缝是很正常的，但考虑到三峡工程不是一般意义的工程，三峡总公司在大坝建设过程中从科技投入和管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今天的三峡右岸大坝就是一座没有裂缝的大坝。”孙志禹说，“三峡工程正是在这些质疑声中建设得越来越好。”

　　事实上，三峡左岸大坝出现裂缝，媒体报道数日后，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就来到了三峡工地现场。

　　当时在现场的一位新华社记者告诉本刊记者：“朱总理反复强调三峡工程质量的重要性。他甚至用了很严厉的话来批评施工单位：你们是想流芳千古，还是遗臭万年？”

　　当时在工地现场的一位工程监理人员向记者描述了这样一个细节：视察结束合影时，朱镕基总理让工程监理人员和他并排站在一起。朱总理说，得给监理人员提高地位，让他们上一个台阶。

　　也正是在此次朱镕基总理考察三峡工程和库区之后，国务院决定成立三峡枢纽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不定期深入工地进行质量检查。由国务院直接派出质量检查专家组，这在重点工程中是绝无仅有的。
　“三峡工程对中国来说，不仅是中华国力的体现，更充分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政治文明的进程；体现了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三峡工程的本源，事实上是民主与科学的结合。”新华社江苏分社副社长、总编辑施勇峰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表示。

　　施勇峰曾任新华社三峡支社社长，在三峡库区工作了13年。作为记者，他见证了三峡工程人大审议通过、开工建设、百万移民搬迁、永久船闸建成、以及大江截流成功等关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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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

　　“事实上，三峡工程论证、建设的过程也是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更加开放，更注重民主和科学，三峡工程实质上体现了时代的进步。”施勇峰说。

　　中国没有哪一个工程像三峡工程一样遭遇到如此之多的疑虑，即使在三峡大坝全线到顶的前一天，在由中国三峡总公司组织召开的媒体见面会上，记者提问的大多数问题依然围绕着质疑和争议而展开。

　　辗转宜昌市的多家书店，记者终于从一家很小的书店里购买到了《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一书。此前，中国三峡总公司新闻中心主任金长江一直向记者推荐这本书，“独家披露了三峡工程论证和建设时期的好多争论。”

　　在此书的前言里，李鹏写道，1958年1月，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工作会议，毛主席听取了三峡建设问题的汇报，当时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主张“先修三峡，后开发支流”，另一种观点主张“先支流、后干流”，理由是三峡工程规模过大，不是当时的国力所能承受的。

　　关于后一种观点，李鹏在1982年12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4时半，万里在人民大会堂118厅找我谈话，胡启立也在场。他在谈到三峡工程时说，三峡是个好项目，但目前看来，工程投资太大，尚不具备建设条件。”

　　关于三峡工程所遇到的争论，李鹏也感受到了，他在1985年9月24日就三峡省和三峡工程事向国务院提出的报告中指出，“当前气氛不顺，硬把三峡问题提出来，造成顶牛局面，对工作也没有好处。不如把工作做透，使之水到渠成。”

　　据介绍，李鹏报告中所说的“当前气氛不顺”，指的是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修三峡工程有不同意见。在这份报告里，李鹏也提出，“要抓紧向人大和政协汇报三峡情况，争取他们的支持，争取做到大家认识基本一致。”

　　1987年11月，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一书，该书将全国政协委员在水电部三峡论证领导小组第三次和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以及李锐、陆钦侃等人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汇集成书，被认为是反对三峡工程上马者的一个权威性文集。

　　为此书作序的是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科学家周培源。周在题为《从总体战略上论证三峡工程》的序言中写道：我们坚决拥护党中央与国务院对三峡工程要重新进行论证的英明决定。但论证的主题不应是就三峡论三峡，单独论证三峡工程蓄水位150米或坝高185米的问题，而应是论证先开发支流或其它优选方案，还是先建三峡工程，以及这一超大型工程是否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等宏观决策问题……”

　　该书的出版被认为是三峡工程论争由高层和专家圈向社会扩散并产生更广泛影响的一个标志。

　　三峡工程争论的又一次高潮是在1989年初。据报道，关于三峡工程的表决，本来是应该在1989年初的“两会”上。

　　李鹏在《三峡日记》中写道：当年1月26日，香港报刊说，姚依林在政协讲五年内不可能建三峡工程时有不少人鼓掌。我认为，国务院并没有改变对三峡工程的意见。现在国家经济正处于治理整顿时期，五年内国家没有足够的钱，所以三峡工程在五年之内不可能建设，也是在理的。

　　据公开资料显示，在4月3日下午的记者招待会上，一位荷兰记者问时任总理的李鹏：在人大刚开始开会时，一些人大代表对三峡水利工程提出一些批评意见，您是否不管有什么情况，还继续搞这个工程？李鹏让兼任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主任的副总理姚依林回答这个问题，姚依林回答说：三峡工程现在有争论，主张建三峡工程的人是有道理的，反对上三峡工程的人也是有道理的，因此这个问题还需要经过详细的论证。

　　工程开工后各种意见也没有停止

　　对于三峡工程来说，1992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李鹏在当年2月20日的日记里写道：晚7时半，去万里同志处。他对上三峡工程态度积极，认为关于三峡工程的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程度都足够了。

　　1992年4月3日，七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决议》，其中赞成1767票，反对177票，弃权664票，未按表决器的25票。李鹏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令人十分欣慰的是，争论近40年之久的兴建三峡工程，在今天人大举行的全体大会上，终于获得通过。三峡工程从论证转入实施阶段。

　　事实上，即使在三峡工程开工之后，各种意见也没有停止。

　　1993年11月22日，国务院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听取各民主党派人士考察三峡工程的意见。

　　1996年8月1日，新华社的一份题为《三峡移民成败关键在管理》的报告被报至中央领导案头(《李鹏三峡日记》)。报告里写道，记者在库区调查发现，贪污挪用移民资金的问题非常突出，涉及移民的经济犯罪迅速蔓延的主要原因是管理上漏洞百出。

　　此事引起中央领导的关注。李鹏在日记里写道，江泽民同志就此事问他，“不知道情况是否属实，十分令人担忧。”李鹏在了解情况后给江泽民写信说“确实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诸如管理松懈，发生贪污挪用移民经费问题等等”，李鹏在信中提出了措施：加快重庆市的组建，建立一个高效廉洁的移民局；经中纪委批准，在三峡建设委员会设立“监察局”，专门从事对三峡工程和移民的经费的监督；加强移民搬迁企业和城镇建设的全面规划和组织实施……

　　三峡工程不仅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移民人数最多，同时也是资金投入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如何管理好2000多亿的大额资金，不仅考验着三峡工程管理者的智慧，更是各级审计部门的重点审查对象。1999年，重庆市审计局查出丰都县原建委主任、国土局局长黄发祥贪污移民资金1600万元的重大案件。2000年，黄发祥因此而被法院判处死刑。

　　“过去反对三峡有相当一部分人就讲，说我们建一个工程就倒下一批干部，三峡花两千多亿不知道要倒下多少干部。这些人士的质疑对我们也是一个善意的提醒，尤其是在黄发祥事件发生后，我们采取了很多具体的措施，从目前的情况看进展形势比较好。”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蒲海清说。

　　“我们非常欢迎媒体监督，媒体的监督对我们的工作促进很大。我们自己也有一份专供总公司领导参阅的内部参考，专门收集社会上不同的声音，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三峡总公司新闻中心主任金长江说。

　　施勇峰在新华社三峡支社工作的13年中，就三峡工程写了1500多份稿件。“其中舆论监督报道不到百分之五，但几乎每次舆论监督报道都引起了高层领导的重视，并给与了批示。三峡总公司的整改也非常迅速，其中就包括质量、移民、管理等重大问题。”

　　三峡总公司新闻中心主任金长江认为，三峡工程从另一个方面也体现了决策过程的民主化和政府的开放、开明的态度，“谁有意见都可以提。”让金长江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是，去年，一位反对三峡工程的政治上非常敏感的人物从美国回到中国，专门在北京一家茶馆组织了一次题为《三峡工程与环境》的演讲，“她事先给政府有关部门也做了通报，但并没人去阻止她。”

　　“今天，再回忆三峡工程的论证和建设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第一个由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特大型水利工程的每一步，都伴随着监督意见，而在这个过程中，正是中国走向开放和富强的过程。三峡工程正是因为吸纳了这些建设性的意见，才建得更好。”

　　“对于对三峡工程的质疑和批评，要区别来看待。”潘家铮说，“有的是技术上的讨论，有的是出于政治上的目的，也有的是炒作。”潘家铮介绍说，在境外，有些怀有政治目的人把反三峡作为一个工作来做，你即使不建他可能还会骂；还有一些环保主义者，所有改变自然的开发他们都反对，人们的发展有相当长的时期的确是对大自然破坏较大，但否定一切的做法不一定合适，尤其是针对发展中国家。

　　“三峡工程一直是在许多人的怀疑、担忧、反对甚至咒骂中走过来的。”潘家铮说。针对多年以来反对者质疑的一些问题，潘家铮称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好多已不是问题，比如大家担心的国力、科技水平以及移民等问题。
　5月20日，三峡大坝全线到顶仪式上，除了三峡建设者和蜂拥而至的记者外，没有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人出席，总共只有八分钟的仪式，国务院三峡办副主任、三峡总公司总经理李永安只讲了两分钟的话460个字。这让前来采访的记者都有些不适应。此前，官方已对外公布了高层领导不参与这个仪式的消息，并称三峡总公司本来准备花百万元举行盛大庆典的，但后来也从节俭的角度考虑将其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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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峡大坝全线到顶这个里程碑式的时刻，却显得有些不同以往。三峡总公司总经理李永安据此接受《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仪式虽然简朴，但无碍三峡工程的伟大；这也是上级的要求。”

　　众多人士均猜测，这和近年来中央政府提倡的建设
节约型社会有关。被用来佐证的另一个事实是三峡总公司对外宣称三峡工程可比原来预计少花约200亿元。

　　施勇峰认为，三峡工程开工建设的12年，见证了执政党执政理念的微妙变化：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关注人与环境、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一个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过程。

　　中组部下派三峡总公司挂职干部杨恩芳说，三峡总公司十几年来坚持会议、接待一律吃工作餐；在接待重要来宾来访时，赠送的礼物都是一块三峡大坝岩芯和一份三峡工程照片；文件纸张坚持正反两面打印；在确保工程投资不流失的同时，参建各方还千方百计通过技术革新和优化设计等手段，来节约每个项目中的工程投资。

　　一位媒体人士在其博客上写道：三峡工程十几年前被表决的时候，科学发展观一类的概念还不曾提出。三峡工程最受争议的是社会和环境问题，而这正是这两三年来，政治话语体系里出现频率非常高的两个词。

　　在三峡大坝全线到顶媒体见面会上，三峡总公司总经理李永安也多次谈到环境问题，“在创造一流工程的同时，也要保护好环境。”

　　2005年初的“环评风暴”让三峡总公司的领导们印象颇深。2005年1月17日，国家环保总局叫停30个违法建设项目，三峡总公司组织开发建设的溪洛渡水电站、三峡地下电站和电源电站位列前三。这使三峡总公司迅即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继左岸大坝裂缝事件之后，三峡工程再次站在了各界关注的风口浪尖上。

　　三峡总公司认为这一事件的本质是因国家执政理念变化而引发的。为此，三峡总公司也在调整思路，除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投巨资外，还在争议较大的移民方面也出台了一些新的措施。

　　据介绍，三峡总公司在长江上游与三峡库区防护林建设、治理上游水土流失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在谈到移民工作时，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蒲海清曾对记者说“难度很大”， “十六大提出来以人为本，我们就要考虑生存、发展，还要致富，所以这个难度就大了。过去我们对生态的认识，对环境的认识不够，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观，因此我们就要规划，怎么去绿化，怎么考虑改善环境，怎么保证水质。”

　　另一个引起媒体注目的消息是，在三峡大坝全线到顶媒体见面会上，三峡总公司总经理李永安透露说，中央政府将出台新政策，加大移民搬迁后期的扶持力度，初步计划是移民搬迁后的20年内继续进行经济扶持。搬迁后移民扶持资金将主要从水库发电的盈利资金中每年抽取。扶持资金主要是补助移民的生活费。这样做，就是让为修建电站而搬迁的移民能分享建电站所带来的实惠。

　　在5月26日进行的三峡三期工程上游基坑进水前验收会议闭幕式上，身为国务院三峡三期枢纽工程验收组副组长、专家组组长的潘家铮在讲话中多少显得有些低调，“今天，还不是庆功的时候。”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三峡库区的水环境保护和生态修护问题。”5月28日，长江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郑守仁教授告诉《望东方周刊》记者，“作为全球最大工程，三峡工程绝非一个完美无缺的工程，建设过程中是这样；建设完工后对可能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也必须给予重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