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探索》编者按：本刊收到社会学者杨重庆从国内发来的一篇对三峡移民领袖何克昌的访谈录。三年前因指控地方官员贪污移民经费而被捕入狱的云阳县高阳镇移民代表何克昌在访谈中谈到他的被捕经过、狱中经历及眼下的感受。文中杨指杨重庆，何指何克昌。】

杨：我们好久未听到您的任何消息，大家都很牵挂。

何：谢谢大家的关心。尽管三年的牢狱之灾让我吃尽了苦头，我的家人也为此付出了太多太多，说真话，我没啥后悔的，一点都不后悔。

（摄影：杨重庆）

杨：您什么时候出狱的？

何：今年三月十一号。我是零一年三月十二号被捕的，正好三年整。其实判决一直拖到了当年十一月八号，但我绝没有在判决书上签字。我一直相信我没有做错任何事。这话说起来有点长，就让我从头说起吧！

到零一年三月，高阳的气氛已经非常紧张。为了把这里的真实情况向上反映，我不得不偷偷离开高阳。好像是三月十号那一天，一个朋友用他自己的卡车把我送出高阳。车上装了稻草，我就躲在里面。到了澎溪河岸边的一个安全地方，几个移民代表和朋友用白烧酒为我们送行，希望我们一路平安，顺利到达北京并找到青天。想不到，到北京后还来不及做什么，我们就在“光辉旅社”被抓住了。

杨：被抓后他们怎样对待你们？

何：可以说糟透了。在起初的三天，我们只吃了三顿。一天只一顿饭。我们饿得头昏眼花，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但这只是磨难的开始。

杨：听说是云阳县的警察把你们押回去的？

何：是啊。我们先在北京郊外的秦城监狱呆了两天，然后押回云阳看守所。就在那儿我被整得很惨。训练有素的公安想给我个下马威，先是把我的双手紧紧铐住，然后把我吊起。我说他们“训练有素”，是因为他们锁手铐锁得特别紧，手铐深深地压进手腕的肉里，到今天都还痛(我注意到他的手腕上还缠著有些发黄的绷带)。

杨：我们听说那段时间您的家人根本无法见到您，是不这样？

何：是这样。因为我死不改口认错，就被折磨了好几天。最难受的是下身肿得老大，主要是吊得太久。

杨：下身指的什么？

何：就是男人的东西。又肿又痛使我根本走不动。我要求找个医生来，他们不干。我说能否让我家属来一下以便想点办法，他们也拒绝了。还是一个看守实在看不过去，从外面偷偷地弄来一点消炎药给敷上。后来他告诉我，他本人也是三峡移民。他说从未见过哪个人在看守所被弄成那个样。

杨：后来你是怎么摔了腿？

何：那是判决以后，我们被转送到万州长滩的三峡监狱。那里的条件特别差，地下又湿又脏，灯光也暗得不得了。记得是十二月七号，我半夜起床上厕所，脚下一滑就摔倒了。断腿疼得我昏死过去。这个时候我家属容许探视，所以他们要求弄我出去就医。连中队都同意了，但云阳县委书记黄波不干。你听他怎么说，“何克昌这种人别管他。只要腿一好，我保证他马上就往北京跑。我们得把他整重一点，最好给他弄个政治犯。”

杨：那么其他三位呢？

何：我们四人中，数温定春年纪大，那一年他差不多七十了。他是差点死在那儿。监狱条件太差，尤其是伙食糟糕，他患了严重贫血。我们三个只好通过家属凑钱给他输血。好在他恢复过来。他也是唯一被提前三个月释放的。监狱的人才不愿意哪个死在那儿。

杨：你被判刑之后，你家人怎么过来的？

何：这真的是我特别负疚的一点。几乎所有的亲友都因我而遭难。我老伴就不用说了，吃了太多苦头。她想方设法去看我，从经济和精神上支持我。我姐姐是个老师，为我四处奔走，要为我讨回公道。她的家人也被连累了不少。我真的欠他们太多太多。

其他三人的家里也遭了不少罪。比如说冉从新八十四岁的老母亲就遭了殃。冉从新被投入监牢后政府要扒他的房。他老母亲跪在地上求饶却被干部踢了几脚。房子毁了，家当没了，老人在风雨中饿了一天一夜。从此一病不起。今年年头就走了。

杨：我们听说你判的是一个“里通外国罪”，是不这样？

何：哪里只一个，那可是两个罪。另一个是“扰乱社会秩序”。这些罪名安得既荒唐又可笑。先说“里通外国”。有个香港记者叫贝克尔什么的问我情况还照了几张相。你说香港是不是外国？我说的也是高阳的实际，这有什么国家机密？象我一个的普通老百姓，知道个啥子国家机密？

再说，什么叫“扰乱社会秩序”？他们安这个罪名就是因为我们告他贪官腐败，就因为我们想为移民们说几句公道话。移民群众相信我们，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杨：那你出来后移民有什么反应？他们是不是还与你联系？

何：当然啰。我出来的第二天就被邀请吃宴席，亲戚，朋友，父老乡亲好几桌。他们说要设宴欢迎我，说我在狱中受苦了，造孽了。好像我是个啥英雄似的。我最感动的是，他们送我个大红锦旗(边说他从里屋取来个锦旗，上书“赠给何克昌同志：为移民请命，受牢狱之苦。高阳镇移民。二零零四年三月”)。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荣誉，这也说明移民群众仍然相信我们。他们也晓得我们做的一切并不是为我们自己。你看我落得个什么？我失去了房子，家产还搭上了我的健康。撤房后我们剩下仅是两把旧椅子。现在住的房子是租的，床啊柜啊都是亲友送的。说实话，我现在家庭经济很困难，我的养老金没有了，两个儿子也没了工作。

杨：那么，地方官员如何看待你的出狱？

何：这个问题提得好。说起来有意思。出来后，县长，政法委书记还有公安局长一起来看我。他们首先声明拜访是私人的不代表官方。县长见面就问，“老何还好哇？”我说，“还没死。”他们有的问我要不要地皮做房子，我说不要。有的问是不是给我弄个低保，我也回答不要。书记说生活上有没有困难和问题，有尽管说。我说没啥困难，但有个问题：就是我要讨回公道！

杨：除了你们四人，在高阳还有没有别的人被抓起来或判刑的？

何：怎么没有？据我所知连我们在内一共十三人。待会我给你个详细名单。这些人有的是坚持不走，有的是向上告状，有的只是拿出中央文件和干部讲理。

这些人中最惨的是两个老人。一个是王爱秀，六十多岁的妇女被打得浑身是血。她至今都保存著这件血衣，我见过。可能是受了太大刺激，太婆现在都弄得有点精神问题。

另一个是姚福庆。他一家被抓了四口：大儿姚建东，儿媳罗春燕，小儿姚建生，还连他自己。姚福庆我们叫他的小名姚苟子，一辈子老实巴交，这回遭了灾。坐了一年牢，一回来就死了，七十一岁。你看他们姚家做了什么错事？群众动员会上，干部说要整体远迁，他大儿拿中央文件说移民可以自找门路或投亲靠友。干部听了不乐意，说他故意闹事。接着就互相骂娘，拉扯，打架。后来干部叫来公安武警扒房抓人，一家就抓了四人。

按原政策，政府是鼓励移民自找门路的。后来三峡要淹水了，来不及了，地方就要远迁并快迁。强迫你往几百里外的江津和铜梁搬。姚家的房子在强行撤除时，当官的要推土机在上面压过来又压过去，全部压得稀巴烂，到最后没一片瓦是整的。姚苟子的老伴吓得不得了，慌慌张张跑到猪圈里躲藏。四个革命干部把她架起来然后丢到地上。

杨：听起来难以相信。那你打算今后怎么办？

何：没别的，讨公道。

云阳县高阳镇被抓、被关、被判的三峡移民名单(按所判年数为序)：

何克昌，男，高阳村二组，判三年
姜青山， 男，高阳村十九组，判二年
温定春，男，团堡村十组，判二年
冉从新，男，团堡村一组，判二年
万小春，男，青树村七组，判二年
姚建生，男，青树村七组，判二年
姚福庆，男，青树村七组，判一年
姚建东，男，青树村七组，判一年
熊世杰，男，青树村七组，判一年
何正奎，男，高阳村十二组，判一年
陈其山，男，明冲村十四组，判一年
王爱秀， 女， 高阳村一组，判十个月

罗春燕， 女， 青树村七组，判三个月

（原文最初发表在《三峡探索》，时间为2004年8月；英文请见：Freed migrant leader He Kechang still fighting for just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