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者、记者、编者和出版者的通力合作下，《长江 长江》一书赶在人大开会期间如期出版了。

1989年2月28日，戴晴在北京欧美同学会主持了该书的发行和义卖的新闻发布会。除首都各大报记者及几位外国记者外，还有理论界、经济界、文学界和出版界的学者、作家、艺术家共百余人参加。新闻发布会前后，海峡两岸百余位作家、艺术家、学者闻讯慷慨解囊，资助出书经费。其中学者梁从诫先生捐赠了最多金额。台湾作家陈映真、王拓、郭枫也是热心的捐款人。在京一些文化期刊也自愿捐款。时值全国政协开会，一些政协委员“逃会”来参加了这个发布会。

会后，先后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工人日报、解放日报、科技日报、文艺报、中国日报、北京青年报、文摘报以及《中国人才》、《中国科学》等十余家报刊刊发了有关此书出版的消息和评文。除客观反映事实的报导外，带有倾向性的报导大致从三个方面对此举予以肯定性评价:

大型文学期刊《十月》刊登了作家马立诚和钱钢写的报告文学《三峡三峡》之后，关心三峡工程的普通读者群众又多了一批。时至3月，一批人大代表征集签名，提出不上或缓上意见。

3月起，报刊上有了两种声音，其社会效果是在意料之中。但是，主张早上快上的意见依然很强硬，报刊提供了大版面发表此种意见。4月13日《亚太经济时报》发表长文，以大量事实与数据论证了在三峡建坝是迫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必作的选择；《群言》杂志1989年连续5期发表了有关三峡工程的论证文章。5月下旬《书刊导报》发了一篇批评文章，对《长江 长江》一书的出版提出责难质疑。但此时，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本承印5000本的小书，已通过人代会代表带到了全国各地。索要此书的读者，表现了对三峡工程少有的关注。新闻媒介对该书和出版该书举措的不同评价，对唤起更多学术界、经济界外的纳税人参与讨论起了推动作用。同时，也使有关的部门认为“工作受干扰”，产生“阶级斗争”的警惕性。

成都几个有文化的书商(个体户)敏锐地看到了此书的社会价值和必将带来的经济效益，不失时机与贵州人民出版社合作，又加印5万本，沿长江两岸的第二发行渠道迅速发出。正在购销红火之时，发生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稍早几日(5月11日)水利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致函贵州省委和中共中央，指出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一些内容不符合实际，有数字错误，有人身攻击，但当时未从政治上质疑。贵州社在省委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过问之下，社党组全体成员作了出书经过的详尽汇报。该书责任编辑、副编审许医农汇报时重申了她代表出版社在2月28日新闻发布会上发言的意见:“出版此书是基于两点认识:(1)根据党的十三大报告所提出的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的精神，作为出版者，有责任在三峡工程这样一个关系国计民生和子孙后代的重大问题上支持不同意见的争鸣。不论是主张工程上马还是反对工程上马，只要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据，我们理应提供发表的园地。今后，如有反映主上派的书稿，我们同样愿意接受出版。(2)期望通过此书，促进对三峡工程更深入、更充分的科学论证，从而为中央决策提供更充分的科学论据。”

5月22日，贵州社致函水利部、长办转中央，认为书中所收文章内容若有失实之处，应由作者负责，出版社接受出版某一涉及不同学术观点论争的书，并不代表出版社本身对论争双方的是非判断与选择。出版社无权介入论争，但有责任贯彻党的双百方针，使这一大问题上能“有一个符合国情和充分科学性的一致结论。”该社在报告中明确表达了重读全书的意见：就全书大部分文章主流者，持反对意见者就工程兴建、规模、防洪、电力、航运、移民、生态、泥沙、技术、投资等方面提出质疑，大多引述作者本人参与考察所知情况与数据，“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符合社里取舍争鸣书稿的主要原则；另外，书中某些文章杂有表达偏激、措词失当之处，有悖科学论争以理服人原则。对此，出版社向长办表示致歉，承担了一定责任。报告希望此事能“得到合理解决”。

“六四”“平暴”以后，戴晴被公开点名，此书的出版发行顿时成了政治问题。贵州省委不断接到电话、电报，认为此书的出版是“动乱分子”另有企图的。1989年10月以前，国家新闻署、省出版局一直没有就此书的是非作出定性，也未公开查禁。但89年10月，贵州省委突然作了政治性判决。根据省委文件，在贵州人民出版社全体职工大会上宣布了出版局及出版社的决定。

关于《长江 长江》一书的“罪名”，是以有关三峡工程的学术争鸣为名，行政治发难之实，别有所图，“为动乱和暴乱作舆论准备”。出版社奉旨收回此书化浆销毁。被出版局正式发了通知，向全国销售点索要余书，共收回3万余册，经济损失6万余元。(关于此案，北京与贵州往来文件均已封存，无法查证。)有关责任编辑及领导在“平暴”后的党员重新登记中均需对此书的出版作出交待和检查。责任编辑许医农在党内外的会议上申明:“保留意见”。她认为加在这本书上的“罪名”是不能成立的。理由是，编辑及出版《长江 长江》的动议起于1989年1月底，当时谁也不可能预见胡耀邦同志会去逝，学生会闹事，国家要有动乱。至于个别文章的措词，应当看作者希望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实质，而不应由此而作政治定性。许医农说: “我宁肯相信历史会对是非功过作出公正的裁决!如果为保留意见承担什么，我甘于承担。”许医农是贵州人民出版社的资深理论编辑，曾编过《传统与变革丛书》与《山坳上的中国》等有广泛影响的图书。她后来幽默地说，看来，这本《长江长江》的命运要和《山坳上的中国》一样，“虽死犹生”，“不死不生”了，就是说，已发出的2.5万册在读者中不胫而走，却又至今不能从正常渠道获得。直到1991年，出版社还收到读者索要此书的来信。幸好，香港三联书店89年紧接着出港版，更名为《三峡工程是否应兴建》。1991年，上马之风又起，台北新地社印了台版，用原书名。这样，《长江 长江》一书的生命才在海外得到延续。

1990年3月，在当年人大会提案中，有一份由长办主任和总工程师提交的有关要求严肃对待《长江 长江》一书的提案(或含此内容，原提案现无法查证)。据说，内容和措词很可能就是89年10月在贵州人民出版社全体职工大会上听到的“基调”。意味深长的是，就在同一时期，正在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会场外，继续出售着《长江 长江》。书就摆在政协礼堂大厅的售书台上，一些政协委员为此很是惊喜。

（作者系《文艺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