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萧公权曾说：“修明政治是唯一的生路，而培养国民对于政府措施敢于批评反抗（自然非武力暴动）的智勇精神与人格尤为当务之急”（《国民人格之培养》）。萧公权先生排斥“武力暴动”反抗政府的方式是有道理的。四五年至四九年的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上频频刊发反独裁、争民主的文章，半个世纪后笑蜀兄将其辑为《历史的先声》出版，还惨遭封杀的厄运，创下自己封杀自己言论的千古笑话。这是因为民主自由，在暴力起家的独裁政党手中无非一玩具，遇上真正的民主自由诉求，便视为洪水猛兽了。而中国也算有幸，在四九年前培养了一些敢于批评反抗政府的人，最典型的便是以傅斯年、胡适、储安平、王芸生等人为首的自由主义群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大多有留学欧美的背景（像雷震这样留日者则是较为例外的情形，因为留日者大多为左倾知识分子），而庚款留美在其中有不小比例，如三位与清华及庚款留学均有关系的马寅初、梁思成、黄万里先生，自然也属于自由主义知识范畴。不幸的是，四九年后，他们虽然依旧勇敢直言，却遭遇了一个“谁说得对就不听谁”的政府，失败也就势所必然。这既是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个民族绝大的苦痛和灾难。

　　梁启超先生初读龚自珍诗时“若受电然”，这是每个读书人，对特别能唤起自己共鸣、震撼自己心灵的文字，一种特殊的体认。我相信不少读书人都曾有过。而对我来说，“若受电然”的文字，是黄炎培先生与毛泽东谈起王朝周期性兴亡时所说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话。我从不怀疑黄炎培先生的真诚，他想与毛泽东探讨一个国家长治久安、富强民主之道，而毛泽东当时的回答也只有民主自由之方，舍此无它。尽管后来黄炎培先生也无法阻挡不讲科学、违反常识的事屡屡发生，但回想黄先生向毛泽东所提那个问题，于独裁者，在心智和真理上真有一种不战而胜的绝大讽刺。后来得知坚决反对“祸国殃民”的三门峡工程、三峡工程的黄万里先生，是黄炎培先生的儿子，也就找到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黄万里先生除英美教育、传统中国教育之外，来自家庭教育的良好路径。一九五七年，黄万里先生写《花丛小语》及其续篇指陈时弊，反对三门峡工程而获右冠，打入另册后，依旧屡屡上书，对治理黄河尽心竭力。迨至八九十年代，又为力阻好大喜功的拍脑袋工程三峡工程的修建，三次上书当政者，希达天听，甚至希望内部来监督他们的不作为。此番风骨此番努力，以至临终遗言也是关于长江的治理，能不令人唏嘘扼腕！一个国家如此残酷对待一位讲真话、主科学的赤子，想天佑我中华民族，其能得乎？

　　在经历了《治水吟草》和《黄万里文集》这样两本无出版社、无定价、无书号的“三无产品”后，在黄万里先生故去后，终于出版了一本赵诚写的《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这本图文并茂的传记平实真情地再现了黄万里先生一生追求真理，为老百姓谋福祉——黄炎培先生教导他说“从来没有农民对不起统治者，只有统治者对不起农民”——不惮权贵、九死犹未悔的艰辛历程。作为《长河孤旅》的作者赵诚，身染疾病，在写作本书时，辗转四处，采访传主生前友好，所付出的艰苦努力无疑是应该记取的。但作为黄万里先生的第一本传记，还是有不可忽视的缺陷。在四九年后糟糕的教育培养体制下，像黄万里先生这样深通自然科学又谙熟文史、中外双修的通才，已成绝响，赵诚自然也不例外。他无法深入浅出地将黄万里先生在治水方面的思想、学问，以及与他人的争论透彻地传达出来，同样关涉水利，美国人约瑟夫.埃德沃德.斯蒂文斯的《胡佛水坝》便是将水利知识和美文结合得比较好的著作。同时，黄万里先生的传记，应该将三门峡的争论和三峡工程的针锋相对的争论作专章讨论，前者有《中国水利》现存的争论资料，后者有戴晴编的《三峡！山峡》，并且不遗余地批评那些惟书惟上的伪专家，可惜《长河孤旅》在这方面做得还不是很到位。更令人遗憾的是，没能将黄万里先生的治水思想和批评勇气，放入中国治水历史来考察，再用魏特夫与东方专制相联的治水思想（《东方专制主义》）和冀朝鼎的“基本经济区”的水利历史考察（《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来佐证，以彰显当今中国执政者为何好大喜功，以漠视科学的愚蠢到处胡乱修筑大坝，破坏祖国的大好河山为己任。这些打着经济开发幌子的水利工程，实则多为贪污牟利的“圈水运动”（郑义语），弄得山河破碎，满目击疮痍，真是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

　　在诺大的中国，像黄万里先生这样哀挽河山、痛心吾民的知识分子固然是少，但就是稀有而真诚的异见，也日渐式微，老成凋谢。在这样一个国家，谁说得对就不听谁的（谢泳语），正在成为一种可耻的传统。呜呼！无法无天的执政者们有福了。

　　　　

　　《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赵诚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7月版

　　　　 

　　2004年10月2—3日于成都反动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