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铮是“三峡大坝的总设计师”，是大力开发水电的代表人物。他对三峡工程负面影响的反思，并没有影响他对大水电的热情。中国第一代水电人逐渐离去，中国会反思高歌猛进的水电发展吗？李楯分析。
2012年7月13日，潘家铮先生辞世，享年85岁。他曾经是水利电力部总工程师、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及技术总负责人、三峡总公司技术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专家委员会主任、两院院士、政协常委，还有“新中国第一代水电人”、“三峡大坝的总设计师”等称誉。官方传媒称其去世是中国“水电工程建设事业的重大损失”，但也难掩关于他的争议。
我与潘家铮先生并无一面之缘。我是法学、社会学和公共政策方面的专家，参与过国家重大水电工程环境评估（我参与过紫坪铺、怒江、红水河龙滩、瓯江滩坑等4个水电工程的评估）。此外，我还参与过三峡移民调查，因而对与潘家铮先生工作相关的水电工程有着多年的关注。
很多人知道，潘家铮先生坚决主张修建三峡工程，他自己说当时“一听到有人说反对意见我就感到恼火”。后来，作为“三峡大坝的总设计师”，潘家铮先生在各种公开场合回应、抨击异议，但很少有人知道潘家铮先生所著《三峡梦》中写过自己的一个噩梦——梦见自己在“国际生态环境法庭”上受审，被判“开除人籍，永堕魔道，发往阴司地狱，去受凌迟之苦”。
潘家铮先生曾说：在担任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兼技术总负责人之前，自己对三峡工程可能面临爆发核战争带来的灾害、景观古迹被毁、珍稀物种灭绝、环境恶化、“地震、滑坡、水库淤积、航道堵塞等等”，也“忧心忡忡”，而在其后，经3年时间的论证，就从“反对者”变成了“支持者”，因为“发现自己原来担忧的问题均已迎刃而解”。但潘家铮先生直至去世也没有就这些问题是怎样“迎刃而解”的，给出令人信服的解答。
在潘家铮先生看来，不能受“西方”影响，水电发展是“国家富强”的需要。把质疑水电看作是西方借以“限制穷国发展”（潘家铮先生语）的说法，其实只是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思维定势的表现。一方面说和平、发展、合作是世界主潮流，一方面骨子里近于强迫症的“敌情意识”不断表现出来，这真是我们时代的一种特有景象。
潘家铮先生和他所处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有着同样的思维方式：人只分两类，非敌即我。他称“三峡工程是一项优质工程、安全工程、争气工程”。优质、安全，须待时间检验。至于“争气”，则显现了时代的问题所在。“出生于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像梦魇一样压在潘家铮先生们的心上，“救亡”、“图强”，“科学发展”、“国家兴盛”遮掩下的争强斗胜，与人为敌心态，成为他们奋力以向的动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现今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自谓制度世界最优，经济排名第二，却时时担心不被别人看重、认可，在做出来的强硬下，不时显露出底气不足；天天说别人欺负自己、限制自己发展，却不检讨自己为什么至今未进入发达行列。
潘家铮先生自认为是可以代表“中国人民”的。由此，他就代表“中国人民”宣称：“决不允许江河自由奔流”，“将进一步开展史无前例的宏伟的水利建设”，将在21世纪“修建更多更伟大的高坝大库”，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的头号水电大国”。潘家铮先生所言正在成为现实，但这对生活在中国的人，是福是祸呢？
“中国要发展，发展需要能源”，水电系统以此回应各种批评。但是，我们到底需要多少能源？所谓“电荒”时，主要产业大多产能过剩，能源浪费和使用不当，中国等量能耗对GDP贡献远低于一些国家。所谓的“发展”是基于与环境生态恶化、能源安全渐成问题。这种“发展”是不可持续的。
我们不能在人类已经认识到错误后，藉口“你们已经修了那么多坝，我们还没有修够，你们已经污染过了，我们还没污染够呢”，继续做对人类有害的事。更何况水电系统所言的“发展”包含了巨大的部门利益。
潘家铮先生在自己的著述中讲述了水坝带来的灾害——1960年，三门峡工程蓄水后泥沙淤积、25万亩农田被淹、5000人被水围困；1975年，板桥和石漫滩水坝溃决，2.6万人遇难（另说一为8万余人遇难，一说20余万人遇难）。潘家铮先生认为以现在技术能力，这些不会再发生了。潘家铮先生是一个工程技术专家，像中国的多数技术专家一样，“科学”与“技术”不分，相信有资金支撑的技术发展力量是无穷的。技术从来就是一把双刃剑，技术发展的程度越高，它可能给人类带来始料不及的危害越大。我们正处于一个相当多人“在科学的名义下迷信技术，在市场的名义下迷信金钱”的时代。
潘家铮先生在其著述中讲述了他亲历的移民情状——他去了新安江水库蓄水前的库区，“那里简直像面临大瘟疫或大战役的前夕，遍地狼藉，一片混乱和凄凉”，潘家铮先生说：“我们确实对不起移民”。今天，移民安置的经费大大地增加了，但移民问题解决好了吗？
潘家铮说：对三峡工程贡献最大的是那些反对者。问题是反对者的声音没有通达决策者、通达国民的制度性保障。反对者不但承受不当的巨大压力，而且言路不通。为防止决策可能为利益相关者左右或失误，需要两种制度：一是保证决策是在充分听取不同意见后做出，二是保证决策时能够协调、平衡不同利益。这两种制度，今天都没有建立起来。
三峡工程是至今唯一交全国人大表决的水电工程（出席代表2633人，1767人赞成，177人反对，664人弃权，25人未投票）。当时有评论：“大型工程建设的民主决策，三峡工程首开其端”。20年过去，这个“端”后无续，至今再没有一个工程进入全国人大的“民主决策”。这使我们考虑是否应该建立规定，哪些工程必须交由人大表决，在何种情况下必须举行公开听证。
三峡工程论证报告中的生态环境报告，先后有两个，第一个结论是工程“弊大于利”，第二个相反。参与过整个论证的有403名专家，其中9人拒绝在报告上签字。
作为参加过国家重大工程评估和参与过立法、决策咨询的人，我的感受是：今天请你，你就是专家，明天不请，你就不是专家；在压力和说服下，不签字是很难的。我曾建议：设立专家库，听取专家意见时，采取以专家类别随机抽选和异议优先相结合的办法；改变在拟好的稿上签字的做法，每个专家都必须自己写出意见，所有参与决策或决策咨询的专家姓名和他们的意见向社会公开；专家因利益或认知错误支持了不当决策，固可不像官员那样被问责、惩处，但也应承担名誉上的责任。
常在有人逝去时，人们会感叹“世上再无某人”！这昭示着一个时代即将过去。潘家铮先生的辞世，使我同样慨叹——“世上再无潘家铮”。潘家铮先生的心永远是不平静的，因为只要他活着，就永远不得不面对，不得不思考，而许多不及潘家铮先生的人是无须面对、思考的，因为他们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他们一心牟利，不计其他；他们早已为一种机制造就成机会主义者，言行各异，里表不一，且应对自如。
共产党提出了“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新执政理念。“以人为本”，而不是再以“国家”为本，把民生放在第一位，以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为目标，通过改变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去探索新的可持续发展。这可否开启潘家铮先生这一代人离去后的新时代呢？
(原文较长，本文有删节)
李楯，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
图片来源：尹传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