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环境污染为什么会严重到今天这样的地步？这是一个苦涩而尴尬的问题，难以回答，但似乎又不得不回答。这倒不是要追求谁的责仼(因为在中国追也追不岀结果来)，而是找出原因，对症下药。
中国的严重污染发生在20世纪80-90年代至今，在世界上是很特殊的。因为这一时期对于工业化国家来说，严重环境污染已渐离他们而去。现在他们留给人类 的早已不是“八大公害事件”，而是蔚蓝的天、新鲜的空气、清洁的水、放心的食品。我们这个以批判资本主义而名噪一时的国家，为何连被批判对象的水平也达不 到？污染程度比他们重，污染面积比他们广，污染时间比他们长。所谓伦敦烟雾事件、洛杉矶光化学事件、日本水俣事件等“八大公害事件”曾经震动全世界，但主 要集中在若干城市或小流域。比起我们的污染来那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我们的污染：大气，广至几万平方公里，几十万平方公里;水体，大至整条大河流域;土壤 重金属污染更到了不敢公开的地步。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污染的“先行者”，是工业化的探路者，我们是工业化的后来者，已有前车之鉴，理应避免重蹈覆辙，少污 染或不污染。但事与愿违，不仅没汲取教训，反而走得比他们更远。
有人说，那是因为中国工业化发展太快，几十年就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路。这虽有几分道理，但也不尽其然。要说人家搞几百年，那是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算 起，但起码在头一两百年时间里，他们的工业发展处于摸索期，规模小，水平低，主要危害是不同类型的职业病，未成“公害”。真正快速发展是20世纪中后期的 事，1950年，美国人均GNP只有1585美元(欧洲许多发达国家都低于1000美元)，1970年就激增到4857美元。我国19世纪下半叶就在沿海 和长江中下游建设现代工业，若从那时算起，时间也不短。再说亚洲“四小龙”的工业快速发展也主要集中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西方严重污染期大致集中在20 世纪50——70年代，即其工业化中期。之后，他们的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到达现在这样让人羡慕的情况已经许多年了。相反，我们却在没有多少工业的时候，就 把环境和资源搞得千疮百孔。1958年”大跃进”就是典型，既把经济搞得“千村人遗矢”、“万户鬼唱歌” ，又让“青山变禿土”，“国在山河破” 。那里是”一穷二白”，那是“一穷二乱”，“一蠢二疯”。上世纪80年代搞村村点火，处处冒烟，产值沒多少，却又付岀了沉重的环境代价和资源代价。这些都 是”中国特色”，是中国自已创造的汚染和资源破坏的“ 奇迹”。
又有人说，人家是小国，污染容易处理，这似乎也说得太勉强。亚洲四小龙，各自面积不大，但其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都比我们还高得多，环境容量比我们小得多， 为什么他们天还蓝、水还清呢？再说了，若面积小环境污染就好控制，那为什么我们的省、市、县有的面积比他们还小，人口比他们还少，污染比他们也严重得多 呢？因此，负责任的态度，是不要找客观原因，不要找借口，而是老老实实自我反省，这才是正理，才能抓到问题的实质，对症下药。
最近，一个与我熟悉的省级领导在和我闲聊时，对我开玩笑说，你是环境科学家，研究环境几十年，越研究环境污染越严重（大意）。我当时听了哑然一笑。其实， 我并不认为他说得唐突，或是有意挖苦我。我倒觉得他提岀了一个耐人深思的问题，并且与我本人的思考相合拍，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因为我一直也在琢磨，在 暗问自已，也在暗问许许多多环境科学大家。是呀，你研究环境，被认为是颇有学术成就的人，还当了专家、教授、博导、顾问，而你的研究对象却不因为你的所谓 “成就”而改善、变好，而是恶化、加重，甚至成为灾难，这对一个科学家来说，确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哪怕你当了院士，面对你的社会责任，你又有多少可以炫耀 的呢？
当然，这归咎于科学家并不完全公正。科学家的能量是有限的，科学家的理论、观点、建议、对策，决策者听不听，吸不吸取，反不反对，科学家是无能为力的。我 许多年前就这样嘲讽自己，名为科学家，实是人家关在笼子里的“猴子”。当人家觉得你这只猴子还有观赏价值、能引来观众、能装点门面时，就把你从“笼子里” 放出来，让你耍两下“特技”，既满足猴子的爱好，又让猴子对他怀有“知遇之恩”的感激;同时，养猴人还能博得观众欢心，赢得个爱猴如宾、胜似伯乐的美名。 而一旦养猴人讨厌你（往往是观点相佐或猴子不太听话的时候），或不需要你时，把你关在笼子里，怕连喂食都忘了，更不要说会打开笼子，让你“解放”了。
因此，环境污染严重化对环境科学的成果是一个讽刺，这是环境科学家的悲哀，但主要的不是科学家的责任，倒是管科学家、管环境、管发展的领导者的责任。
我们在无数的政府工作报告里和官员的讲话里，经常会听到或看到这样的自夸:“我们省里（市里、县里、某部门里）的党委、政府对环境保护一贯很重视”，“一 贯很关心”，“一贯抓得紧” 等等。这种似是而非、如雷贯耳的官话，你不能说不对，但也令人啼笑皆非。我只问一个句：既然全国各地上下、左右、区域、部门的领导都重视，为什么会落到今 天这样的地步？是上帝不公？是佛祖不保佑？你又不信上帝、鬼神，显然说不通。总之，成绩、奖状有人认领，污染的罚单就不了了之，无人承认、无人承担了。
二
实际上，中国环境污染严重化是决策者价值取向偏差即重经济，重政绩，轻环境，轻民生的直接后果。这种价值取向偏差通过权力意志，強化了推行的力度，加大加 速加重环境污染的恶化。中国最有活力、最具权威的决策要素是长官意志。所谓长官意志，说穿了就是少数主要决策者的意志。在中国，这种意志可以决定一切，可 以高于法律，而且畅通无阻。科学屈服于权力，科学真理屈服于长官意志，科学家被政治家打得落花流水是司空见惯的事。在许多时候，个人的意志可以使全国陷入 混乱（如文化大革命），让全国人民处于死亡边缘（如“三面红旗”--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现在的长官意志，只是让全国环境陷入困境，让污染遍地 开花，让雾霾遮光蔽日，较之饿死几千万人的悲剧，已经进步多了。但有一点还是应该指出：长期存在的唯上是从、唯权是理的历史惯性和社会现实，使国人对权力 迷信和长官意志习以为常，都麻木了，适应了，听之任之，听之行之，令之应之了。这已形成一种可怕的社会文化，一种沉重的国情。
权力意志加上GDP 挂帅，加上任期决策的短期效应，领导者、决策者采取的施政措施，多是政绩工程，“短平快”，这对于生态、环境这类短期效应不明显、出了问题责任难追踪的公 共资源来说，成为被仼意宰割的“唐僧肉”，就不可避免，不足为奇了。这样，许多中国特色的环境事件就不断产生：矿难不断，瞒报不绝；在政府鼻尖底下的环境 污染、有害食品等无人过问；污染事件不报告，不让记者采访，不准报导；严重超标的环境监测数据不公开；群发环境事件封锁信息；建好的环境治理工程或设备不 运转，该引进的先进治理技术不引进；危害环境的工程顶着群众压力强上，环评通不过，政府出面找关系；主要官员定的项目，往往会冠以一号工程，不能提反对意 见；敢于对政绩工程提意见者，遭恐吓，追查；再不行，由党政下令，通知到各基层单位，采用连坐法，以维稳的名义，将群众的不滿压下去，那个单位有人“越 轨”，要拿单位领导算账。凡此等等，你叫谁来为环境说话？来保护环境？
多年来，环境保护成为各种利益集团争夺利益的牺牲品。中国的竞争主要的不是市场竞争，而是各地区、各省市、各部门之间的竞争，竞争的利益主体是党政及其官 员，政府之间的竞争首先是GDP的竞争，官员之间的竞争首先是政绩的竞争，而政绩竞争一直以GDP论英雄。因此，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上下级之间、企业之 间都与钱挂钩。以抢占公共资源为捷径，谁抢得早，抢得快，抢得多，发展的成本就低，经济增长就快，效益就高，环境的责任就小，政绩就突出，提升的机会就 多，政治博奕的空间就大。
在这种机制下，凡能赚钱的，能加快经济增长的，能创造GDP的企业、产业就受欢迎，就畅通无阻。相反，凡需要花钱的，对产业发展提出约束的，就被忽视，被 弱化，甚至被排斥、边缘化。环境管理就成了一纸空文，环境监督就成为“一廂情愿”，环境治理就成为长期的赤字。在许多地方，污染型企业绑架地方政府，降低 环境准入门槛，多占土地，想布局在哪里就在哪里，不管是不是环境敏感区，生态禁区，只要企业财大气粗，就能畅通无阻。政府为引得“凤”，被迫或主动牺牲环 境，不顾一切去“筑巢”，为的是GDP，是政绩。这样，政府就与企业一起成为共同剝夺环境质量的“盟友”。
平心而说，中央和国务院对中国的环境、资源、生态问题一直还是比较警觉的、清醒的。但一到地方，就被许多口称与中央保持一致的地方官员给冲掉了。所谓“令 不出中南海”决非无稽之谈。就拿钢铁、水泥、玻璃、多晶硅等产能严重过剩的产业来说吧。多少年来，中央就三令五申，要抑制钢铁工业无序增长，改变严重过剩 的局面。可是不少省份，不仅不限制而且大发展，你限制小的，他扩建大的，越限制，产能越扩大;铁矿靠进口，耗水靠南水北调，污染靠亿万人民共同“享受”， 你说这些地方的官员的政治觉悟到哪里去了？说到底，这是一种利益关系，在他们眼里，只要有利于提升政绩，什么环境、污染、资源等问题再严重，也就无动于衷 了。因此，我认为，调整产业结构本身不只是理论和技术问题，而是利益的再分配问题。环境保护的落实更是如此。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环境污染严重化过程和政府官员腐败严重化过程，几乎同期同步。我不敢说，腐败都与环境有关，更不是说，环境工程是腐败的重灾区。 我只想说，腐败与环境恶化是人治 的必然结果，不受监督的官场一定是腐败的温床;同样，不受环境监督的社会，一定是污流横行、浊气弥漫的社会。若官员们是廉洁的，是重视环境的，是为民谋利 益的，是法制的，那仅被贪官贪汚、被裸官携逃出国的资金，被吃掉的资金，被收入私己腰包的资金，就足以将中国的环境污染治理好。
三
中国环境管理的一大奇观是，环境问题政治化，环境保护官场化，环境对策口号化。今天的中国，你不能说没有环境保护法律。实际上，环境保护法、大气法、水 法、生物多样性保护法等，早就有了，问题是法归法，实行不实行是“法”外的事。可以这样说，有关环境保护的政治口号，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许多环境保护 做得很好的国家都不敢提的目标、口号，中国就敢提。因为这是官场需要。1992年世界环发大会之后，全球第一个编制“21世纪议程”的国家是中国。但多年 来，许多人包括许多决策者、编制者早就把它忘得干干净净了。又如我们很善于接过世界别人提岀的新名辞，新科学概念，加以政治化:什么可持续发展、循环经 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什么生态省、生态市、生态县，什么生态文明建设，都超前于发达国家。我并不反对提这些目标（我本人也在宣传这些理念），别国不敢 提的，中国也不是就不能提。问题是提了不做，只作为争取政治资源的手段，作为往上爬的“政治化妆品”，抱着“口号多响亮，政治就有多收获”的心态，这就太 变味了。老实说，好概念，好思路，好理论，好模式，好目标一到中国就走样，甚至变成“邪门歪道”。其中，“生态”两字是被用得最烂，又被叫得最响的词语， 什么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生态矿山，生态宜居，生态食品，生态厕所，生态化妆，等等，究竞有哪几样是真做？在上述的目标和口号中，只要认真做好 一项，不走样，原汁原味地按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省、市、县去做，中国的环境状况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样的地步。
在现实的环境管理中，环境保护部门是一个很尴尬的部门。在综合决策中，环境保护管理部门长期处于小媳妇的地位，难以独立行使环境管理权。首先，从理论上 讲，“发展是硬道理”，环境保护要服务于发展，要为发展鸣锣开道。各地主政者有了“发展”这把“尚方宝剑”，不管是合理的发展还是不合理的发展，包括严重 破坏环境的“发展”都能畅通无阻，“马到功成”。
其次，从体制上讲，政府是党委领导下的政府，环境保护是政府的一个部门，必须服从领导，遵从党政提出的决策，只要是一号领导认定的事、工程项目、开发区， 不管环境问题多大，多严重，环境保护部门都只能服从大局、服从领导，不通过也得通过，否则，乌纱帽就会丢了。笔者参加过不少工程项目的论证，也听说过不少 项目的论证，只要是领导人定了的，环境保护部门不仅不能提环境容量不够，环境后果严重的问题，而且要出面对“论证专家”证明环境可行性。你想让环境保护管 理在各种开发区、项目、工程中为环境把关，那是难上天的事。实际上，许多环境风险大的项目，环保部门不仅不能披露，而且往往会被先打“招呼”，要让环境评 价过关。因此，所谓环境保护一票否定的“这一票”并不在环境保护部门手里，而往往是在一把手手里，实质上是一把手的“一票否定”。
再如，中国环评在某种程度上是部门下级单位评自己直属上级确定的项目，水利、交通、城建、能源、化工等环境敏感部门，都有自己的环评单位，在主管单位领导下开展环评，并且独揽大权，对于直属上级确定的项目，作为下级单位你能得出项目不可行的结论吗？
中国的环境保护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境外敌对势力逼出来的：一是外国高质量环境反襯中国环境不安全的尴尬，不得不以敌为榜样，做点“追赶”。二是“敌区”老 百姓的高素质环境意识，倒照国民的随地吐痰、乱丢垃圾等“天性”，到敌区考察、旅游后不得不有点感触。三是敌人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高要求，逼得以出口为产业 导向的中国不得不在环境质量上下点功夫。四是敌人惯用的伎俩，经常揭我们的短，不得不提防，堵洞。五是现代信息的威力，逼得我们再封不住、骗不了啦，只好 做些能晒在阳光下的事。就如此次PM2.5事件，若没有敌人的信息，我们广大老百姓还被蒙在鼓里，连什么叫PM2.5都不知道。
我并不想否定我们环境保护的成绩。平心而论，这些年来，若没有一系列的环境管理、环境治理、环境控制措施，那不可想象我国的环境会发展到什么样的地步。我 只想说，我国的环境管理、环境治理与发展不协调、不给力、不适应。许多该警觉的没警觉，该预防的没预防，该避免的没避免，该治理的没治理，该优化的没优 化；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值得我们总结经验教训。过去一直强调，唯物主义者是动机与效果统一论者。若决策的权力意志者导致了严重的社会灾难，你还说他动机 好，那不是在否定自已的理论吗？我寄希望于决策者和全国百姓能对环境污染有深刻的反思，寄希望于“十八大”以后的改革！
2014年元宵节前夕于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