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9月，我从湖南被调进京，分配到燃料工业部管水电，据说这是陈云的意思。燃料部统管全国的煤、电、油，有三个总局：煤炭管理总局、电业 管理总局、石油管理总局。那个时候还没有成立国家计委，燃料部的上面是国家财经委员会，陈云和薄一波管事。电业总局下面有水电工程局，管水电的计划，我任 局长。次年，经过我的努力，陈云批准成立水电建设总局，国家计委(1952年11月成立，12月正式开始办公)的钱直接拨给我们。
当时，电业总局主要搞火电，水电完全没有地位。火电短平快，反正是一要电，就给钱、上马;水电建设复杂，不受重视，很难争到投资。那个时候我们 争投资，就是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被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电力建设的重点是火电。水电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先后上马的项目，有新安江、刘家 峡、以礼河、狮子滩，还有一个上犹江，那个时候叫做五大水电站，都是1957年以前先后开工的。我们当时的目标就是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争取到这五座水电 站的投资，其中争得最厉害的是刘家峡，因为资金受到三门峡开工的影响。
1955年，燃料工业部撤销，成了三个部：电力工业部、煤炭工业部、石油工业部。电力部的部长是刘澜波，一个副部长，两个部长助理。我是部长助 理之一，另外一个是原来管火电的电业总局局长。部长助理一水、一火，部下设一个火电总局，一个水电总局，另外还有一个管运行的局。水、火平起平坐，这样一 来，我的发言权就比较高一点了，争取到刘家峡上马。
五十年代的两次三峡风波
电力工业部独立以后，我和部长刘澜波两个人合拍子，他放手让我去干，部内关系变得十分简单。举个例子，1955年初，刘澜波和我任正、副团长的 电力代表团正在苏联考察，接到中央的一个电报，说是水利部向中央提出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修建三峡，请我们考虑，从电力系统的角度提出我们的意见。刘澜波 没有把握，问我怎么答复。我就告诉他：现在搞三峡绝对不行。于是他就回了电报：三峡是长远的事情，现在还提不到日程。
三峡陈云从来反对，坚决反对。水利部那时候真叫开玩笑，提出的方案更是荒唐：要把重庆市淹掉，牺牲重庆，彻底解决湖北所谓千年一遇的洪水威胁。 提出这个方案的背景是1954年长江大水，引起党中央、毛泽东的注意。当年毛泽东到湖北，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长委”)主任林一山陪他乘军舰 从武汉到南京沿长江走了一趟，林一山就跟毛谈，要解决长江的洪水必须在三峡修个大水库，把长江的洪水装起来。这件事给了毛泽东一个很深的印象。水利部提出 建三峡，就是林一山陪毛泽东走了那一趟后提出来的。当时我们在苏联征求了苏联方面的意见，他们基本上也是不赞成的，我们做了记录，回国以后，把记录报了国 务院，以为事情就过去了。三峡又一次非常厉害地哄起来是1956年。水利部有个月刊《中国水利》，那一年第5、6月的合刊上，发表了林一山的一篇长文章 《关于长江流域规划若干问题的商讨》，正式公开提出修三峡解决长江的洪水问题，说还可以打一个很长的隧洞，将水库的水引到丹江口，南水北调，解决中国北方 的缺水问题，非常宏伟的计划。他提出来的蓄水高度是多少呢?235米。现在的三峡大坝是175米，他的计划比现在高60米。235米是个什么结果呢?现在 重庆有一个抗战胜利纪念碑，它的海拔高度就是235米。也就是说，整个重庆都在水下边了。这篇文章一出来，我们就看到了，我就在我们的刊物《水力发电》的 9月号组织了一期长江规划问题专刊，一共八篇文章，从各方面谈长江三峡的问题。这期《水力发电》出来以后，据说武汉买不到，长委把它控制了。而长委在 1956年9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长江水利资源查勘测工作结束》特号字标题的新闻，副标题为“开始编制流域规划要点，争取年底确定第一期开发 工程方案，解决三峡大坝施工期间发电、航运问题的研究工作即将完成”，文中还涉及了施工期间的具体措施。这就造成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好像三峡马上就要开 工了。我立即写了篇三千字的文章《论三峡工程》寄给《人民日报》，清样都寄给我了，结果后来没有发表，主编告诉我：总理不赞成在《人民日报》上公开争论这 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毛主席关心的、赞成的，不好公开争论。我就写了一篇杂文，发在《人民日报》的副刊上，了解情况的人一看就明白，我在挖苦三峡的计 划。后来我又写了一篇六千多字的长文《克服主观主义才能做好长江规划工作》，发表在当年《水力发电》第11期上，认为长江规划以大三峡方案为主导的急于上 马的思想，带有很大的主观性、片面性和随意性。认为长江工作规划，应当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不能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 不到的事情。
1958年1月中央召开了南宁会议。会议开到结尾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三峡工程上马问题。周恩来知道我是反对三峡的，他也知道我和林一山的争论， 薄一波和李富春更知道，但是这个时候只有薄一波委婉地讲了一句话：主席，三峡有个反对派叫李锐。毛泽东就说：那好啊，把林一山、李锐都找来，当面谈谈吧。 于是，我和林一山被叫到南宁，当着中央领导的面谈。结果是，林一山谈得没有我简洁有力。毛泽东还要求我们再写文章。文章交上去后，我看到彭真那些人在我的 文章上划了很多红杠杠，在林一山的文章上打问号的多。最后的会议上，毛泽东还批评林一山的文章写得不好，说他是师范毕业，文笔不通，也就是把他的意见否定 了。毛泽东夸奖我的文章写得好，把问题讲清楚了。三峡的问题就这样定案了。我就趁机谈水电，讲中国北方的煤多，南方的煤少，有水力资源的地方就不要搞火 电，要搞水电。李富春、薄一波也在一边帮腔。毛泽东就说道：好啊，今后就“水主火辅”。会议之初曾反映了电力同水利两部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即决定两部合 并。南宁会议后两个部就合并了，变成了水利电力部(1979年后，两部才又分开，但是1982年初又合并了)。会议快结束时，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对我说：李 锐，你来当我的秘书。后来，我做了他的兼职秘书。
中央关于三峡工程的“促退”决议
南宁会议后，毛泽东把三峡问题交给了周恩来，由周恩来负责：你去论证，现在不上马，将来到底怎么办才合理。这样，1958年3月，周恩来带队考 察三峡，参加的人有水利部、电力部、科委、计委、交通部等很多部委，四川、湖北、湖南、安徽等几个省的负责人，还有苏联专家，一大船人，我记得胡耀邦也去 了。总理在船上开会，开会时有文件，一本一本的。总理没有让林一山发言，让我第一个发言，钱正英代表水利部发言，矛头还是对着我。那时南宁会议的具体细 节、我跟林一山的争论、写的文章，大家都还不太知道，人们的意见还是一边倒地赞成三峡上马。但是苏联专家的发言是站在我一边的。会开完了以后，人就都散 了。
然后我就参加了3月份的中央成都会议。成都会议确定了“大跃进”的总方针，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是个“促 进”的会议。但是三峡的情况正好相反，《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是个“促退”的决议，3月25日会议通过，4月5日政治局会议批 准。主要内容是：三峡是个长远的事情，施工准备工作要15-20年的时间。三峡工程是长江规划的主体，但是要防止在规划中集中一点，不及其他，或以主体代 替一切的思想。长江的规划应该是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运，水电与火电，发电与用电，几种关系互相结合，分别轻重缓急和先后次序，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安 排。长江的防洪要抓紧时机，分期完成各项防洪工程，其中堤防特别是荆江大堤的加固，中下游湖泊洼地储洪排涝等工程决不可放松，在防洪问题上要防止等待三峡 工程和有了三峡工程就万事大吉的思想。
就是说，防洪要把堤防、分洪、蓄洪这三个问题统一抓住，这个决议制定的长江规划基本原则就是：统一规划。这个有关三峡的决议是总理主持的，我参 加了起草，其中防洪部分是我加进去的，完全是我的思想。现在来看，像成都会议、后来的北戴河会议等，为“大跃进”做了那么多的决议，只有这个三峡决议是正 确的，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但是水利系统根本不执行这个三峡决议，依然我行我素。
干不成三峡干葛洲坝
1959年，我在庐山出了问题，水利电力部搞了一个所谓的“李锐反党集团”，还加上三大罪状：反火电、反水利、反三峡。我离开水利电力部以后， 水电可说是被随后的领导人破坏得体无完肤，水电事业整整停滞了二十年。现在想起来，如果不合部，我还是待在电力部，也许后来个人的遭遇也会不同一些。文革 中周总理在葛洲坝出问题时提到过我，那是一个可以让我出来的契机，但是钱正英(时任水利电力部部长、党组书记)根本就不理会，我在大别山的磨子潭水电站一 直待到1979年1月，才获得平反回到北京。
我从安徽流放地回到北京复职，还是到水利电力部当副部长。一进水电部办公楼的大门就看到毛泽东对葛洲坝的批示，有一面墙那么大的牌子，摆在大厅里：
“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想不到的困难，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我一看就非常恼火，莫名其妙嘛，这根本就违反工程建设的法则，哪有没搞好设计就开始施工的道理?那年2月份两部分开，水利电力部又回到1958年以前的水利、电力的两部格局，我就让人把那个大牌子给取掉了：赶紧摘了吧，这不是丢人吗!
葛洲坝是什么时候开工的呢?1970年12月26日，毛泽东的生日。钱正英知道毛内心里是醉心于“高峡出平湖”的，干不成三峡，葛洲坝对毛是个 安慰，而且葛洲坝完工以后，三峡就是弦上之箭了。林一山倒是坚决反对修葛洲坝的，他是从建三峡出发的。三峡水电站发电后，供电量多少时有变化，也使下泄水 量随之变化，这就影响航运。因此需要修一个葛洲坝，作为三峡的反调节水库。先建葛洲坝后建三峡是本末倒置。
毛泽东批准了葛洲坝工程，还发了那样一个根本违反基建程序的批示。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批示还得了，林一山当然反对不了了。后来葛洲坝出了事， 周恩来把担子交给了林一山：你把它修好。林一山也没有办法，只好接过来干。2006年12月26日，他们还把刻有毛泽东那段批示的一块大石头，正式安放在 葛洲坝枢纽防淤堤上。后人看看，我们过去就是按这么荒唐的“圣旨”干事情的。
葛洲坝开工以后，因为地质问题没搞清楚，中间停工两年。后来国务院开会的时候，谈话中周总理还特别把我提出来：李锐就反对在干流上先修，他赞成 先修支流。他又问：“李锐哪里去了?”有人说：李锐还被关着(我是1967-1975年在秦城监狱被关了八年)。总理说：李锐对三峡的意见还是正确的嘛， 还是可以做些事的嘛。
当年，毛泽东接受了我的观点，1958年南宁会议以后就再也没有提起过建三峡，周恩来也没有。60年代到70年代以后，只有林一山、钱正英两个 人不断地向中央提意见，要上三峡，还有张光斗，是钱正英最倚重的水利专家，后来加上李鹏。地方上也有积极分子，湖北张体学，还有王任重，都积极，李先念是 湖北人，也被他们说动，他们总是闹着三峡上马。大概是1972年1973年，有过一个毛泽东对要求上三峡的批示：“需要一个反面报告。”钱正英这些人不死 心，修不成三峡怎么办呢?就修了那个葛洲坝。
三峡是怎样上马的
三峡最后到底是怎么上马的呢?我所知道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邓小平1980年7月去过一次三峡，那时长委的主任是魏廷铮，林一山原来的部下，他 陪同邓小平，把邓小平给说动了。怎么说动的呢?“三峡建成后，万吨轮船可以通重庆。”毛泽东虽然有“高峡出平湖”这样的诗人的浪漫，但是知道三峡事体之 大，到底没有敢干，我估计最后说服他的是军队的意见。50年代总理曾委托张爱萍将军，让他从军事的角度对三峡工程提出看法，他给中央的意见是：“不能建造 一个战争的目标。”这大概最后把毛说服了，毛毕竟是打仗出身。邓小平则是个“举重若轻”的人(周恩来对他的评语)。张爱萍告诉我，他专门跟邓小平谈过三峡问题，小平怎么讲呢?——“你胆子太小。”
宋平跟我谈过1980年邓小平找他谈三峡的事情，他回答说：主要的问题是投资问题，国家没有钱，给挡回去了。后来邓小平一直鼓动着要 上，1982年论证了一个150米的方案，是两级开发，下边还要再修一级。我知道这个方案水利部是绝对不会同意的，防洪有限，两级还需要重新勘察坝址，他 们不会干的。后来这个方案果然不了了之。1984年2月，水利部又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建议立即着手兴建三峡工程枢纽工程的报告》，这个时候李鹏已经是 副总理了，被任命为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小组组长。有一次邓小平接见外宾，接见后把李鹏留下来谈三峡，他问李鹏：为什么不上三峡?不是说修好以后万吨轮船可以直通重庆吗，为什么不修?李鹏说：移民问题很大，非常困难。邓小平就说：那好嘛，成立一个三峡省，不用四川、不用湖北安置，独立出来解决移民问题，由国家管起来。那个谈话记录很快就有人拿给我看了。我心里想，这不是在骗小平么!这些人怎么能这样干呢!南京的长江大桥，武汉的长江大桥，只能通五千吨的船，所以后来改称万吨船队。
1985年3月5日，中央以“4号文件”的形式，正式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成立三峡省筹备组的通知》，水利部的副部长李伯宁被任命为三峡 省筹备组组长，这个人是应该记下一笔的，他对三峡“功不可没”。三峡省筹备组搞了一年多，搞不起来，叫做不三不四，都是穷地方，无法解决问题。最后中央领 导人把王任重带去看，王任重是最赞成、最积极的人之一，到三峡库区去了一趟，王也无话可说。这样一年以后，1986年5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了 《关于将三峡省筹备组改建为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三经办)的通知》，撤销了三峡省筹备组。本来，为了一个水电工程建一个省，就是匪夷所思的事情。这样 三峡的工作就进入了一个漫长的论证过程，算是他们那些人的低谷吧。
这期间，最出名的反对派意见得到的传播，是戴晴在1989年编辑的那本《长江，长江》。这是一本文集，是孙越琦带队的全国政协经济建设组在对三 峡作了为时38天实地考察后写的调查报告。报告写出后，原来答应刊登的媒体不敢登了。这里要提一个人：许医农，她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可以说是当时全国最 优秀的女编辑。许医农常驻贵州一家出版社的北京办事处，她从戴晴那里知道了这本书后，立即与贵州的出版社老总联系，要老总授她全权在北京把这本书印出来。 “两会”召开的前几天，北京的一个印刷厂赶印出了5000册。戴晴很厉害，立即拿到当年“两会”代表们住的宾馆小卖部出售，还在“两会”召开的当天，在大 会堂旁边的欧美同学会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开这本书的发布会。这本书和戴晴的会外游说，直接导致了姚依林在那年的人大宣布：三峡工程赞成的人很多，反对的 人也很多，这件事五年不议。后来这本书由出版社大批印出，刚刚发行就被封掉了，中宣部要求全部销毁(后来在香港出版)。
不是“五年不议”吗?后来怎么又闹起来了呢?还是李伯宁的“功劳”。中央撤销了三峡省筹备组后，他当了国务院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主 任，1991年他经手了一部《三峡在呼唤》的纪录片，送给中央领导们看。王震看后落了泪，经过钱正英的动员，那年春节他在广州找了以张光斗为首的十个水利 方面的专家开了个座谈会，会后王震立即给邓小平、江泽民还有李鹏写了封信：“我看了《三峡在呼唤》录像片后，心情很不平静，找任重同志商量后，邀请了几位 著名水利专家、教授在广州进行座谈讨论，主要是听一听关于加快三峡工程建设的意见。听了专家教授的发言，我深感有必要大声疾呼促进工程上马，即使三峡工程 近期上马，也为时很晚了，不能再作推迟。”有人告诉我，王震在会上骂我：李锐，这是一个反动分子。我说：怎么会是反动分子呢?大概说我是反对分子吧?他们就又去查，王震确确实实骂的是：李锐是个“反动分子”，不是反对分子。王震对我的看法我是知道的，他当面也对我说过：“李锐，你是我的死对头。”
1991年“两会”之后，李伯宁又给王任重写信，说过去不允许宣传三峡，现在应该改过来，大力宣传。王看了就把信转上去，上边批示说可以进行点 正面宣传。5月份中宣部副部长徐惟诚主持召开“首都新闻单位三峡工程宣传工作通气会”，传达了这个批示，这样一来，三峡上马的宣传就哄起来了。而反对意见 的发表渠道被完全封死，全是一面之词。
“兴建三峡决议”是在1992年的全国人大通过的。那个被通过的三峡论证方案是怎么产生的呢?三峡论证原来由计委与科委负责领导，钱正英却设法 让他们退出，由水利部领导，由她主持。参加论证的400多个专家，分成15个专业组：经济、防洪、施工、地质等等，每组的负责人都是赞成上马的水利部的司 局长。像黄万里等反对派，就不让参加。论证不谈长江整体流域规划，就是独立地论证三峡工程：大坝的高程、规模，等等。三峡根本没有比较方案，是个孤案。论 证是怎么通过的呢?每个专业组就通过自己那个组独立的题目：防洪、地质、发电、船闸、经济，等等，就像是做单独的科研课题，各组只通过本组的论证题目，根 本不是将三峡当成一个总体工程来论证。即使这样，各组通过论证时，仍有九名专家、两名顾问和一位政府官员拒绝在论证书上签字，中国人民是应该记住他们的： 陆钦侃(防洪组顾问)、侯学煜(生态与环境组顾问)、陈昌笃(生态与环境组专家)、程学敏(电力组专家)、方宗岱(防洪组专家)、何格高(综合经济组专 家)、郭来喜(综合经济组专家)、黄元镇(综合经济组专家)、覃修典(电力组专家)、伍宏中(综合经济组专家)、李玉光(移民组专家)、廖文权(移民组， 四川开县移民办主任)。人大表决之前，高层又做工作，让人大保证三峡方案获得通过。2002年2月份的《人民日报》登了一个消息：现在查出三峡库区两岸山 体有2200多处有崩塌危险，需要花40多亿将山体固定。这是开玩笑，山体怎么能固定?水是有浮力的，怎么去固定?楼的地基可以想办法改变，那个比萨斜塔 的地基也可以想办法处理，库区水一泡，是没有办法的。
我的最后努力
1985年，湖南科技出版社排除艰难，出版了我的《论三峡工程》一书，约20篇文章，15万字。1996年，我将文章增加到近40篇文章，连同 附录，共45万字，大陆却没有出版社敢接，只能拿到香港出版了。我关于三峡问题的最后一篇文字是1996年4月写的，那是三峡开工后一年，给中央的上书， 希望三峡还是停下来，停有先例，丹江口停过工，葛洲坝也停过工。我说，现在还没有做多少工作，还来得及再研究。写好后先寄给朱基：你看一看，若同意的 话，请转送给其他几位政治局常委。朱基给我回了电话，说：给江泽民看了，总书记要你照顾大局，以后不要再提反对的意见了。此后，我没有为三峡的事情再写 过文章和上书，到此为止了。但是那些反对三峡的人提出的减少危害、尽量补救的方案，我都帮助递给中央。香港版的《论三峡工程》一书的封底刊有编者的长篇介 绍，其中引有我的一段话：
出版此书始终有两个目的：一是便于世人了解有关三峡争论的历史过程。二是希望有助于国家重大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至于三峡工程本身，几十年来 尤其直到上马之势已定后，我要说的话都已经反复说过，说够了，区区寸心，天人共鉴。我已经尽了自己的历史责任，或者聊以自慰：“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 自己的灵魂。”
三峡的问题说到底是体制问题
三峡是我这辈子反对到底的一件事情。我跟我的外孙女忙忙说过：“将来三峡出了事儿，你要记住，你的外公是坚决反对这个工程的。”
三峡我过去是坚决反对，到后来呢，我公开的意见是先开发上游：金沙江、支流，上游的水库可以排蓄泥沙，可以帮助防洪，让三峡各种各样的问题不像 原来那么严重，再来考虑三峡什么时候修，需不需要修。实际上是想先拖住，拖得越久，很多当前说不清楚的事情，譬如卵石淤积问题，生态环境影响等等问题，就 更能看清楚，也就没人那么起劲了。所以，我并没有真正改变反对建三峡的态度。
我前面光说了我和水电系统的人反对三峡，实际上，社会上反对三峡的人也很多，有很多是中科院的院士，像周培源、钱伟长，政协里面的反对派为首的是孙越琦，他原来是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他两次带代表团去考察三峡，回来给中央报告坚决反对上三峡。
世界上有两个大坝会议，其中一个排列了全世界十个最危险的大坝，三峡是第一名。我们中国的领导人真的就不懂三峡的问题有多严重吗?我看，不能说 中央的领导人都不懂，毛泽东、周恩来在世时，都知道这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毛泽东那样自认为无法无天的人，至死都没有再提三峡。为什么现在能通过，能开 工?到底是什么原因?中国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看法是：从根本上来讲，是国家制度的问题，是政治体制的问题，还是人治，就是一个人说了算的体制。其他 人说什么都没有用，绝对不允许有不同意见，特别是重大问题，听不得不同意见。黄万里这样的专家的意见谁也不听，他就来找我;我的意见，也是谁也不听，你有 什么办法?黄万里是2001年去世的，我记得9月8日遗体告别我去了，是从水电学会的会场上直接去的。那天开会我旁边坐的是张光斗、潘家铮。张光斗，黄万 里清华的同事，潘家铮，三峡工程的头头这两个人根本没去。告别完了之后，我又回到会场继续开会，感慨无穷!我们这种体制、这种制度!从1949年以后，我 们国家的总体决策方式也好，建设路线也好，三峡工程是一个最鲜明的例子，黄万里的命运是一个最具体的例子。鲜明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正确的意见被否定，错误 的意见吃香;对人才的使用是淘汰好的，启用坏的。黄万里是黄炎培的儿子，是30年代从美国回来的，1957年被打成右派。上个世纪30年代，他对长江上游做过实地考察，研究过上游支流河床卵石移动和河床因之变化的情况。他认为川江干支流的造床质是卵石加粗沙，是会移动的。
三峡泥沙专题组的论证认为：造床卵石的移动量为零，而黄万里的计算是卵石年移动量不少于一亿公吨。他认为三 峡高坝建成后，水库尾水达重庆以上，长江流到这里时，由于水深增加，流速必然减慢，其中细沙可以漂游出坝，粗沙沉积在重庆上下，而卵石先是夹杂在粗沙之 中，最后则沉落在粗沙的后边，淤积在重庆以上的库尾，逐渐向上游漫延，直至淤积平衡，将两岸的平坝，就是好田毁掉，将长江在四川的四分之一的流域沦为泽 国，生态面貌完全改变，长江的航运也遭到破坏，因此三峡大坝决不可修。为此，他不断向中央上书。80年代三峡论证时，他两次到我家来谈他的意见，把他写的 文章拿给我看，文章的标题是《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的原由简释》。他是北京市政协委员，他曾在市政协会上正式提出反对修建三峡的报告提案：“三峡高坝祸国 殃民，请决策停修”，附文是：“请安排争辩”。在我家谈时，他还讲出这样的气话，如果三峡修了，出了问题，那就在白帝城头如岳王庙，跪三个铁人世代请罪。
黄万里跟钱正英有亲戚关系，钱的丈夫是他的侄子。每年春节，他俩都到黄家拜年，可三峡论证，就不请黄万里参加。黄万里在清华被排挤，到85岁才 让他上课。黄万里是一个悲剧人物，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他可以跟马寅初、陈寅恪并列，有独立的人格，能坚持自己的意见。而我们这个国家，这个体制，就 是不能容纳这样的人。几十年的政治运动，敢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了，趋炎附势的人成了大气候。当年三峡如果不是我劝阻，自是大灾难。三峡工程的负责人潘家铮 算是讲了良心话，回答“三峡最大有功人是谁”的问题时，他说：是李锐，是那些反对建三峡的人。
1979年我回到北京后，陈云找我：又在闹三峡，你赶紧写意见。1984年我继续向中央写信，还是陈云支持的，姚依林、宋平他们都支持。我的上书，邓小平也划了圈，那次水利部闹三峡，没闹成。1980 年，1984年，水利部两次折腾三峡，没有成功，还是中央内部起作用，两派人的地位基本是平等的，邓小平也没有办法硬要一个人说了算。而1992年人大通 过三峡方案时情况就不同了。在政治大气氛下，人大的投票当然好走过场了。即使如此，仍然有177人投了反对票，弃权的664票，三峡工程以1767票，刚 刚超过三分之二的票数获得通过，已经是空前绝后的了。